毛泽东对蒋介石第三次邀请赴重庆谈判的复电原稿
毛泽东是否赴重庆，和谈能否进行，成为国家之重大悬念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就给毛泽东发了一份邀请电函，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电文略显夸张地使用了“万急”字样，并表示“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的急迫心情。实际上，蒋介石主要目的并非真心希望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而是摆出姿态，掌握政治话语权。
重庆谈判是由蒋介石首先发起的，一开始主动权确实在国民党政权一边。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一份电报“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毛泽东回以“朱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朱总司令电文提出的是受降程序未明问题。蒋介石立即抓住机会，对中共实施攻击，以受降办法系盟军总部规定，“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进而指责“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尤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并再次要求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中共回以“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但蒋介石仍坚持“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在中共还未作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决定之前，确实处被动地位，只能在国共双方层面交涉，而蒋介石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立意，声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并慷慨陈词，称“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共复蒋介石第二电也只是“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对中共也不利。对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大公报》社论的评价是“蔼然诚坦，溢于言表。蒋主席这几句话，言简意诚，不须我们多作解释。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纽约时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一文，也称中国共产党不愿参加合作。国民政府发言人张群甚至直指中国共产党为“国民之公敌”。
面对国民党的舆论压力，《新华日报》8月24日发表署名“莫一尘”的文章《解决问题的关键》，文中说民主改革等问题不解决，“一切谈判都将是空的，毛先生出来也没有用。因为政府当局是否肯实行民主，不决定于毛先生，如果政府当局肯真正实行民主，（注意，不是空口说白话的假民主！）那么，即使毛先生不出来，问题也一样可以解决”。文章批评强调毛泽东一定要亲赴重庆“显然蓄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并以政治犯遭关押，政党无合法地位和特务横行暗示毛泽东赴重庆不安全。
延安内部也为毛泽东的安全和健康担心，反对毛泽东赴重庆。一些解放区领导人甚至向党中央发电报，建议毛泽东不要去重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担心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安全问题。
国民党方面普遍预计毛泽东不会亲赴重庆，故《中央日报》定下的宣传方针是“假戏真做”。在蒋介石的邀请电发出后，双方反而剑拔弩张，相互指责。毛泽东是否赴重庆，和谈能否进行，成为一大悬念。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致蒋介石电要求蒋“再电毛泽东劝驾，窃恐未必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