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亲笔填写的履历表，现藏于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共留学生群体中，走出了5名元帅、3名大将、7名上将、8名中将和7名少将。刘伯承元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曾就读于专门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工农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以下简称伏龙芝）。
进入“特别班”，师从苏军名将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派遣大批学员赴苏学习军事，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做准备。为了配合和支援中共，苏联在伏龙芝开设了专为中共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干部的“特别班”。当时在“特别班”就读的学员共有6位，分别是刘伯承、刘云、屈武、陈启科、黄第洪、左权。刘伯承是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927年11月下旬抵达莫斯科的。由于他没有语言基础，便先到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基础课程。1928年10月，刘伯承转入伏龙芝，在校名字为鲍里斯·伊万诺维奇·阿法纳西耶夫。
伏龙芝的师资力量是苏联最强的，很多教师后来被授予了元帅军衔。其中教战术的有时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加米涅夫、时任苏联红军总司令部副司令的特利安达菲洛夫等，教战略的有时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图哈切夫斯基等。“特别班”的学员在战术教员的带领下，多次到高加索、敖德萨、明斯克等地进行野外战术作业和战术训练。如1929年三四月间，刘伯承和同学们参加了在高加索的联合兵种演习，加入防守山岗的第九步兵团。他们在那里考察地形，研讨战术，获益匪浅。为了配合军校学员搞好战术作业和战术训练，苏军总参谋部抽调了许多红军的步兵、骑兵，有两三次甚至还动用了海军、空军，耗资不菲。
身处异乡，心系祖国革命
伏龙芝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中国学员能拿到每月100卢布以上的津贴，享受的是苏联中、高级干部的待遇。他们常常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相约去中餐馆“打牙祭”。他们都能吃辣，聚在一起少不了点些辣子鸡丁、回锅肉、担担面、剁椒鱼头之类的川菜湘菜，用“以辣会友”来形容他们，一点儿也不夸张。在中餐馆里，他们还常常“他乡遇故知”，如步兵学校的伍修权、王智涛、吉合，中山大学的叶剑英等。通过“吃中餐”，留莫的中国学生一方面可以从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稍作放松，另一方面又可以尝到久违的故国风味，略慰思乡之情。无论是穿着军官制服的伏龙芝学员、穿着士兵制服的步兵学校学员，还是穿着学生制服的中山大学学生，在中餐馆里，他们的身份是一致的——革命道路上的同志。
中国学员住的是宽敞、明亮、干净的套间，全天供应热水，每天都能洗澡。伏龙芝还经常组织学生参加一些文娱活动，如参观博物馆、看电影、体育比赛、文艺晚会等。中国学员对这样优越的条件既感激，又珍惜。刘伯承曾说: “来这里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争取时间多学点东西。党随时都可能叫我们回去参加战斗，那时就没有这么安定的环境和时间了。”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对中国学员的学习和生活十分关心。他曾亲临视察，并和他们座谈，嘘寒问暖，听取他们的意见。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伏龙芝对中国学生的教育，坚持学习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经常把国内有关重要文件、著作、简报及政治、军事信息转到学院，作为他们学习的参考。学校还在他们每次收到新的重要材料后组织研讨会，使他们不与国内形势脱节，砥砺报效祖国的坚强意志。
1929年4月，在一次研讨会上，中国学员就毛泽东写的两本小册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纷纷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来发表见解。刘伯承当时强调: “中国的革命同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否则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两篇文章，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中国革命的曙光，已经可以看得见了”，并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国，到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并肩战斗的强烈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