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强调指出，着眼于打造精锐作战力量，优化规模结构和部队编成，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这是党的领袖、军队统帅对军队改革的科学论断和战略要求，也是全军官兵共同的奋斗目标。改革从来不是易事，风险与机遇并存，在战略方向明确的前提下，要充分用好时代所能提供的全部有利条件，定准具体的建设方位、建设目标和建设路径，确保改革航船高效前行。
乘势而上：深刻认知向质量效能型军队转变的时代根基
精兵是兵家正道，但军队改革作为国家大战略的组成，从不是孤立的“兵家之事”。成熟的变革时机、科学的理论牵引、综合国力的雄厚支撑，可谓军事变革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总结我军历次改革的成因轨迹，离不开对时代根基的准确认知和战略条件的充分运用，在新形势下向质量效能型军队转变也要与时代同频共振。
紧跟国家战略发展步伐。古今中外，军队体制编制大变革的时机，通常是国家战略发生重大发展变化的时期。二战至今，美国进行了4轮较大规模的军事改革，以适应其重大战略决策调整需要。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军数次重大调整改革，则伴随和配合着国家整体改革开放进程。新的历史时期，“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推进国际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战略决策的出台，既给我军实施改革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预留时间和广阔空间，又赋予了新的使命和要求。军队改革是国家改革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军不仅要借力国家战略资源，推动自身向信息主导型、质量效能型转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安全保障，更要通过军队改革中体现出的强大锐意进取之气，辐射拓展至社会各领域，对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起到示范与促进作用，使军队改革与国家战略契合、与社会发展同步，真正具有生命力和持久力。
顺应军事变革浪潮牵引。用兵力兵器的数量规模积聚效能，是工业时代军队的选择，前苏联的“钢铁洪流”就是突出代表。从靠兵力兵器效能的线性叠加转为依靠信息力打击力的效能融合，借助兵员质量和先进技术聚变产生效能，则是海湾战争以来，多场局部战争引发的世界范围信息化军事变革浪潮的必然要求。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报告指出，“军事革命并不是作战方式改革的速度，而是作战方式改革的程度，体现在新的作战概念和组织结构上，结果产生了新的军事能力，或者淘汰了过时的军事能力”。我军要实现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必须用新的作战思维突破旧的观念束缚，用新质战斗力取代落后战斗力。在这方面，外军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使我军的改革之路在“扬弃”中破浪前行。我军军事变革必然带来的官兵素质“质”的提高、科学技术的积累、物质保障的丰厚，也将为减员增效、聚力强能提供有利条件。应充分利用这些积极因素，将当前世界范围内军事变革的成果融会贯通，站在军事变革的潮头，走出具有我军特色的开放型变革之路。
发挥综合实力支撑优势。成功的军事改革通常发生在国力进入上升期和强盛期，依靠强有力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多重支撑，国家才能承受军队改革的巨大投入。历史表明，规模较小但相对先进的军队，建设和运行耗费通常远高于规模庞大，且训练、技术、保障等较为落后的军队。军队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无疑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削减员额的复退消化、武器装备的研制更新、各类设施的升级改造，以及人员待遇的适当提高，都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支持。我军在推进军队改革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从国家经济发展成果、从制造业战略规划、从社会保障改革等国家层面的重大发展进步中汲取资源，争取更大的经济投入、更强的技术实力、更优的人员配备、更好的保障条件，为向质量效能型军队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