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祖国，我要为您的复兴而效劳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那正是国家积贫积弱，备受凌辱的年代。钱学森成长的年代，更是伴随着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新旧思想交锋。困境和灾难催人觉醒，国内仁人志士为救国图存上下求索。这促使钱学森在成长中思考着，很早便有了“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觉悟。
1.帮其学，莫如立其志
筠抱显于髫龄，兰芳凝于丱齿。钱学森出身书香门第，久受传统文化熏陶，铸就了浓烈的家国情怀。其父钱钧夫（家治）是一名开明人士，为求救国之道，曾留学日本，后效力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门。钱均夫家教严格，懂得“帮其学，莫如立其志”。在钱学森幼年时，父亲就教导他：要树立好好读书，贡献社会的远大志向。钱均夫一方面让他学理科，同时又送他学习绘画和音乐。这种培养理念，使钱学森自小就在“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氛围中成长。其母章兰娟是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淳朴而善良，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钱学森连绵不断的影响。
钱学森三岁随父母到北京，就读的是当时最好的小学和中学：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小、北京师范大学附小和附中。在良好的家庭熏陶下，钱学森自小就显示出“学霸”的潜质，他的朋友张维这样回忆道，“尽管年纪还小，但他做事已经习惯于周密思索……”钱学森在读中学时，进步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启蒙新民、教育救国的重要性，全人格教育的思想兴起。当时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林砺儒校长将这一教育理念引入学校，并进一步发展。其精髓浓缩于“诚、爱、勤、勇”的校训中。当时学校很多老师是地下党员，思想进步。他的老师“常常用较长时间讨论时事，批判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这些教育使钱学森能够关心社会，关注祖国和人民的遭遇。他后来说：“当年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压在心头，老师们、同学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努力学习，为了振兴中华。”“我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也是与中小学老师的教育分不开的。”自小“优越”的生活、教育环境，为钱学森提供的不只是衣食上的富足，还有精神世界的充盈、视野上的开阔，也在他心中埋下了“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种子，对这八个字的坚守，铸就了其坎坷而功勋卓著的一生。
2.从“交通救国”到“航空救国”
中学时的钱学森，受孙中山提出的《建国方略》影响，认识到，要振兴国家，发展交通，必须要改变中国铁路大部分由外国人铺设的现状，中国要有自己的交通和铁路人才。于是，在1929年7月，高中毕业选报大学志愿时，钱学森做出了人生的第一次重要选择：要学铁道工程，给中国造铁路。他报考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当时叫“铁道门”。当钱学森“抱着振兴祖国的决心”决定为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尽一己之力，走交通救国、技术强国之路时，冥冥之中，他已经将自己的人生选择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再也无法分开。
以总分第三名成绩考入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大学期间成绩一如既往地优秀。如不出意外，毕业后他将会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施展其交通救国的抱负。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中国领空控制权丧失，面对着日军狂轰滥炸的飞机，面对着同胞被屠戮的惨烈景象，血的教训让钱学森意识到强大的航空工业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面对国之患、时之需，他毅然放弃了当时自己所学的“热门”专业，决定改学“冷门”专业——航空工程，当时的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学习能打下日本飞机的本事。
钱学森从来都是一个务实的行动派和实干家，志向从“交通救国”转向“航空救国”之后，他选修了《航空工程》等课程，并将校区图书馆里所有的航空方面的书都读完。仅在1933—1935年间，他就先后发表了《美国大飞船失事及美国建筑飞船的原因》《最近飞机炮之发展》《火箭》《气船与飞机之比较及气船将来发展之途径》等多篇航空、火箭方面的论文。彼时彼刻，他个人的梦想与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曾在《火箭》一文中感慨：“我们真的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多年以后，当中国的火箭升空时，他是否还能记起当年自己决心要征服宇宙的“豪言壮语”？当听到从人造卫星上转播过来的嘹亮的《东方红》乐曲时，他是否为当初的选择而倍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