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1935：早到的春天
■贾 永
长征组雕之“遵义会议”（雕塑）吴为山主创
山城遵义，黔北重镇，南临乌江，北依大娄山，为由黔入川之咽喉。90年前，一场重要会议赋予它不可磨灭的历史光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这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015年，习主席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当年，《遵义会议决议》发出“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豪迈号召。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要遵独立自主之道、行敢闯新路之义，勇于开拓新局面、创造新奇迹。
——编 者
立春，万物起始，万象更新。
1935年的立春，为2月5日，农历大年初二。对于长征路上的红军来说——春天，早早地到来了。
这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党和红军在生死攸关时刻，第一次行使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权力，选择毛泽东同志作为领路人。一条去向渺茫的“绝路”，由此开始惊天逆转。
那个多雨的春天，毛泽东率领红军驰骋在川黔滇边万水千山之间，周旋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之中，跳出了包围圈，夺回了主动权。朱德同志由衷感慨：“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的“成人礼”，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新起点。
生死之地
“空使湘江江上竹，至今犹染泪痕斑。”
伫立于落日余晖下的广西全州湘江凤凰嘴渡口，我的眼前仿佛一片血红颜色，耳畔的江风如同凄厉的枪声。
90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残阳如血的冬日黄昏。1934年12月1日，当最后冲出敌人包围的红8军团一路拼杀到湘江边，凤凰嘴渡口已是红军掌握的唯一一条生命通道。
头顶，敌机俯冲轰炸；身后，追兵潮水般涌来。从死亡缝隙中艰难渡过湘江，这个原本1万多人的军团仅剩下1300余人。
湘江，成了中央红军生死之地。激战5天5夜，出发时8.6万余人的红色大军锐减至3万余人。
14位师团级指挥员倒在血泊之中。时任红4师师长张宗逊回忆：“红10团团长沈述清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红4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红10团团长指挥战斗，不久也壮烈牺牲了。满山都是尸体，湘江的水都被血染红了。”
“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一段悲壮的民谣，从此在湘江两岸流传；一江鲜红的江水，成为幸存者挥之不去的记忆……
悲剧，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从井冈山斗争创建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到古田会议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再到开辟赣南闽西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于挫折中奋起，在逆境中前行，闯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
“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在赣江之畔、在武夷山下，年轻的红色队伍一次次上演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活剧——
第一次反“围剿”，红军以4万兵力对抗拥有飞机大炮的国民党10万正规军，5天之内连打2个胜仗，歼敌1.5万，活捉敌“前敌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
第二次反“围剿”，红军3万兵力，面对的却是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指挥的20万“围剿”大军。结果，红军半个月内“长驱七百里、连打五胜仗”，歼敌3万。
第三次“围剿”红军，蒋介石嫡系部队精锐尽出，敌我之比为30万∶3万。最后的结局还是红军大胜：转战80余天，6战5捷，歼敌17个团3万余人。蒋介石铩羽而归，发出“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故”的无奈之叹……
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毛泽东所说的战略战术，就是在反“进剿”、反“会剿”、反“围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它包括：“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三项作战原则；“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三种作战要求。
正是依靠这样的战略战术，尽管国民党军出动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朱毛”红军反而越“剿”越强大，红色根据地越“剿”越巩固。即使在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统帅岗位后，朱德、周恩来灵活运用这一战略战术，依然粉碎了第四次“围剿”。反之，忽视和放弃了这样的战略战术，照抄照搬苏联红军作战方式，红军先败于第五次反“围剿”，后败于湘江之战，损失一次比一次大。
痛定思痛。接连的惨败，宣告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倾教条领导的破产。时任红5军团参谋长刘伯承回忆，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前路茫茫，何去何从？
危急关头，毛泽东敏锐洞察敌我双方态势，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头向西，到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湘南通道，这座历史上曾为楚越分界走廊上的小城，在1934年12月12日这一天，成了党和红军的“转运之地”。
时隔多年，担任过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还对当时的细节记忆犹新：“军情紧迫，部队、领导都很狼狈，李德、博古等人都一筹莫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因为毛主席的意见是很有说服力的。”
方强将军曾向我讲过长征前后他亲身经历的两个故事——
1934年4月，筠门岭失守，中央根据地南大门洞开。身处逆境的毛泽东来到地处前线的会昌，指点时任红22师政委的方强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官兵心中的愁云一扫而光。欣喜之余，毛泽东登上会昌城外岚山岭，留下了一阕著名的《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血战湘江后，担任军委纵队干部团总支书记的方强，也与绝大多数官兵一样，为红军的前途忧虑，“突然改变行动路线，犹如一着高棋，把满盘皆输的局势缓和下来，我们的双腿也变得有劲了。这是谁的主张？我偷偷地问政治保卫营营长吴烈。他故意眨眨眼睛，然后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旁，悄悄告诉我一个名字——毛泽东。”
通道转兵，峰回路转。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东南部黎平县城。3天后，在长征途中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这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下来。黎平，由此被称为“曙光之城”。
黔军“双枪兵”不堪一击，红军一路疾进，直抵乌江南岸。在一个叫作猴场的集镇，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跨年”会议——猴场会议。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决议是，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等于剥夺了李德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后来回忆，“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
新一年的第一天，乌江之战打响。朱德下令：“全军每人发元旦菜金两角，以资慰劳！”
黔军眼中的乌江天险，未能挡住英勇的红军。红军突破乌江，攻占遵义，将国民党追兵甩在了乌江南岸。
拨云见日终有时。《红星报》以一篇题为《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的报道，预言了一段新历史的开端。
转折之城
黔北重镇遵义，南临乌江，北依大娄山，为由黔入川之咽喉，当时拥有5万多市民。
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占领的最大城市。在遵义以北桐梓，不少红军战士第一次见到电灯。老红军方槐回忆，“战士觉得灯泡这个东西真是好，不用火不用油就能亮。有的战士甚至还试图用来点烟。”
遵义，也是红军长征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就在部队官兵忙着宣传群众、扩大红军的时候——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内，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正在悄然进行。此刻，这栋带院子的二层小楼为红军总司令部驻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和刚刚复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住在二楼。
杨世林时为红1军团警备连的一名战士，主要负责中革军委警卫任务。他回忆：“也许是因为保密的原因，三天的会议都是晚上开始，凌晨结束。15日那天，博古来得最早，披着大衣，沉着脸。随后，毛主席和张闻天也赶来了，两人低声交谈。不一会儿，王稼祥被担架抬来了，他用肘部支撑起半个身子，冲警卫战士点头微笑。李德来得最晚，穿了一双看起来很沉的大皮鞋，紧握着烟斗，一路无言。”直到晚年，杨世林依然清楚地记得会议结束时的情景，“毛主席出来得最早，一脸轻松。走得最晚的是博古。他站在大门口，低着头默不作声，警卫员喊了他两声，他才醒过来似的。”
18岁的杨世林那会儿自然不会知道这三天的会议内容。同样担负会议保卫任务的红11团警卫连连长王道金回忆：“遵义会议这个叫法，我们是到云南扎西以后才知道的。营教导员说，中央开会了，开得很好，毛主席又被请出来工作了，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
90年过去，杨世林当年负责警戒时小院中的小槐树，已成参天大树，从根部分开生长的两条高大树干，一如象征胜利的“V”字。
历史关键之处，往往只有几步。遵义会议，这一伟大转折，恰好位于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间轴的中点。
道路决定命运。照搬别人的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
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国共产党在付出血的代价后走向成熟，也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形象地说，“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5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一个政党走向成熟，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核心；越是生死关头，一支队伍的核心越重要。这，同样是党和红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真理。邓小平后来说，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遵义，转折之城。从此，党心归一、军心归一——中国革命的航船有了伟大的掌舵人。
得意之笔
千里赤水河，如同一张拉弯的弓背。40万国民党军，在这张弓上蓄势待发。箭头所指，是毛泽东率领的不足3万人的红军。
这就是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的严峻局面。
蒋介石命令各路大军务必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地区；北渡长江进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似乎成了中央红军绝地重生的唯一选择。毛泽东设想，趁年关临近，川军江防麻痹、国民党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秘密过江，摆脱敌人围追堵截。
北上渡江，必先攻克“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赤水城。怎料，红1军团先头部队进抵赤水河畔，赤水城已被川军先行占领。与此同时，在土城方向，红3军团等后续部队则遇到了川军郭勋祺部尾随追击。
土城至赤水尽是深山峡谷，如果郭勋祺部得以立足，红军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侦得郭部只有两三千人的兵力，毛泽东决定以红军5个师以及干部团的绝对优势兵力，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歼灭战”。
然而，从拂晓战至黄昏，双方仍然呈胶着之势。原来，川军并非情报中所说的2个团，而是2个旅，另有2个旅的援军正在赶来。
眼看短时间内取胜无望，中央政治局连夜命令停止与敌人纠缠，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避实就虚，西进川南。
1935年1月29日，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
赤水河，发源于乌蒙山北侧，流经云贵川接壤地区，因丰水期含沙量高、水色赤黄而得名。
红军撤至一个叫作“鸡鸣三省”的地方，已是大年三十。除夕之夜的爆竹声，未能驱散毛泽东的愁绪。土城之战，双方损失均为3000人左右。在毛泽东眼中，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即便惨胜也意味着失败。若干年后，他还对这一战难以释怀：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
与毛泽东此时的心境迥然不同，进入人生又一个本命年的蒋介石显得踌躇满志。虽然情报显示毛泽东已经重获指挥权，但在蒋介石看来，遭遇湘江之战重创的红军已是强弩之末，“不难就擒”。春节期间，他又一次登临庐山，下达了《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悬赏生擒朱德、毛泽东等红军主要领导人，奖十万大洋……国民党报纸宣称，“匪子弹用尽，患病亦多，实无战斗力量与勇气”。
强敌环伺，缺枪少弹，仗该怎么打？
大年初五，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县大河滩召开会议，正式通过《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又在威信县城所在地扎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新的战略方针，鉴于川军全力封堵红军北进，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同时决定红军进行整编，彻底改变长征以来“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局面，史称“扎西整编”。
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整编。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度压缩，充实基层；早已成为部队沉重负担的造币机、造弹机、印刷机等笨重机器和器材，一律处理掉。长征开始后大搬家式的长蛇阵没有了，机动灵活、善打运动战的红军队伍又回来了。
趁着国民党军几十个团匆匆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拦，贵州兵力空虚，毛泽东再度挥师黔北，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2月18日至21日，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和击溃国民党“追剿”军吴奇伟部2个师又8个团。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落荒而逃的吴奇伟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尚未过江的敌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红军俘虏和缴获。红军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轻重机枪及自动步枪30挺……
每一面胜利的战旗上，都浸透着烈士的鲜血。就在二占遵义的战斗中，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红11团政委张爱萍怀中。“子弹从前额打进、从后脑出来，血流得很多，我的手臂都染红了。”1996年，86岁的张爱萍将军向我谈起邓萍，泪水潸然。
长风掠去硝烟，晚霞染红群山。眺望巍巍娄山关，毛泽东吟诵出不朽名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三渡赤水河、四渡赤水河……赤水两岸，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以一当十，调动敌军狼奔豕突，导演出战争史上的千古绝唱——四渡赤水。
失误之后拨乱反正，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回忆这段战斗历程，刘伯承写道：“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1935年5月9日，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从此摆脱国民党重兵追击拦截，度过了长征中最为危险的时期。
那一天，是农历立夏第三天，春天刚刚过去。
（版式设计：贾国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