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第二个结合”明确提出，开创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格局，实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治国理政思想特别是关于“中国特色”的重要论述，正是“第二个结合”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邓小平同志立足中国国情和特点，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本文将从“第二个结合”的研究视野出发，系统梳理邓小平“中国特色”观的阐发过程与具体内容，发掘其中与“第二个结合”相契合的思想内涵。
邓小平“中国特色”观的提出
中国道路的开辟绝非偶然，而是由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中国道路之所以有自己特色，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换言之，“两个结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个概念，并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实际上，“中国的具体实际”不仅包含由政治经济因素所构筑的客观条件，而且也包含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构筑的文化心理条件。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仅仅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相结合，才能创造出中国人民易于接受的表达形式。
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传统，又突破陈规，基于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开辟了新道路。邓小平同志为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小康”理想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用极富中华文化的特色概念——“小康”来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特定阶段的奋斗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构想，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等，在相当程度上，这既妥善处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的问题，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的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的理论探索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鲜明指向，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社会公正的不懈追求，也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兼具社会主义属性和中国本土特性。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然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共同构成了邓小平同志所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们既需要通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充满活力地参与有序竞争，也需要通过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社会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结合，既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以政府力量调节市场的缺陷，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保持了动态平衡。
实际上，中国之所以能走出这样一条路，而没有陷入新自由主义的窠臼，既与社会主义的传统相关，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向来就强调“以义制利”的经济伦理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来将人本身置于中心地位。“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烝民》）利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的首要的、第一位的活动；但人同时还是社会的存在，具有人文素养，能够以义制利、以道制欲。“公私之辨”和“义利之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中的核心命题之一，公私兼顾、义利并举占据着社会主流地位的价值取向：既承认私利与利己，又承认公义与利他，但利他当高于利己、公义应高于私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的中庸精神，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守常气质，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达变气魄，以及以强韧包容力尊重差异“中和”法则。借助此种相反相成、海纳百川的辩证法智慧，我们可以避免整齐划一的僵固思维，发挥多元通和的复合优势，确保经济转型的渐进平稳，而非激进动荡；确保经济发展的多元和合，如政府作用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结合、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等。其二，中华文明中的“经济”向来强调“经世济民”，具有浓厚的政治意涵与公共属性；“义利之辨”为经济生活注入浓厚的伦理品质，强调国家“以百姓之心为心”，主张“不与民争利”，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积极介入组织生产、再分配和基础设施建设各环节，有力统筹整合各地域、各阶层的经济生活，在公私产权之间、农商业态之间、贫富阶层之间、节流开源之间、局部全局之间、眼前长远之间努力维持平衡，并注重抑制地产兼并、节制资本干政、扶助弱势民众。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中国几千年来“以义制利”的经济伦理的文化传承，我国才能创造性地走出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从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文化强国的长远目标，既要植根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需将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和深厚的中国本土特性相结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始终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着重强调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点，号召全党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思想来个大解放，端正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事物的正确态度，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契机。在1979年文学艺术工作者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古今中西”关系。就基本方针而言，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文化复兴的起点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他强调：“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此外，邓小平同志还特别指出，振兴中华民族必须“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邓小平同志把学习、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至促进中国发展、振兴中华民族的时代高度。
对于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同志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建设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专业态度做好传统文化的扬弃工作。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地位，同时又强调建设“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为改革开放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进一步深化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大地的文明沃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但不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问题，恰恰相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文化土壤。同样，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为其注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如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只有进一步强化礼敬传统、坚守传统的文化自觉，中华民族才能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只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华民族才能建立起“旧邦新命”的历史责任与文明使命，对中国道路开展富有前瞻性的根本思考，使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重新绽放于多元文化激荡交融的当今世界。
（作者分别系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