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使用过的木箱，1999年8月由王淦昌之子王德基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着一只看似普通的木箱。它表面粗糙，唯有用毛笔书写的“北京王京<10>”字样，成为特殊标识。
木箱的主人，就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淦昌，“王京”是王淦昌为了保密给自己取的化名。1971年至1978年，王淦昌随核武器研制机构从北京迁往四川。这只木箱是王淦昌当时用来装运资料的，它见证了一代科学家以身许国、隐姓埋名、保守秘密的真实故事。
王淦昌在受命领导核武器研制前，已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1941年，王淦昌发表关于探测中微子的论文，受到世界物理学界瞩目。新中国成立后，王淦昌调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55年，王淦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9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并被选为副所长。其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其意义不亚于获得一项诺贝尔奖，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1960年底，王淦昌奉命回国。第二年，他秘密加入研制原子弹的行列。研制原子弹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最高机密，参与核心工作的专家，连身份都要严格保密。一旦参加这项任务，就意味着数十年的隐姓埋名。当组织征求个人意见时，王淦昌只说了一句：“我愿以身许国！”
唯大英雄能本色。1961年至1978年，原本名满天下的王淦昌从世界学术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他的名字变成了“王京”；通信地址变成了信箱代号；他放弃熟悉的基本粒子研究，改方向从事国家迫切需要的核应用研究；他从此再未公开发表一篇论文，再未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交流……隐姓埋名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中。
在河北省怀来县的燕山脚下，王淦昌和他的团队曾进行长达数年、多达数千次的爆炸试验。试验基地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科学家和试验队员吃住在帐篷里，工地正好处在风沙口，有时大风能把军用帐篷掀起来，有时一顿饭会遇上几次风沙，常常是一碗饭半碗沙。在艰苦的环境中，王淦昌身先士卒，带领团队完成上千个试验元件的爆轰试验，指导设计试验元件，指挥安装测试电缆等，直到最后参加试验。终于在1962年底，基本掌握了获得内爆的重要手段和试验技术。
1963年，中央决定核试验要搬到西部试验场。王淦昌回到家，让夫人帮忙准备过冬的衣服。妻子追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随口说去西安——铁的纪律不允许他将实情告诉家人。当年赴戈壁滩原子弹试验基地工作的数千名科技人员中，56岁的王淦昌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年近花甲的他跟着一群年轻人，日日夜夜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天天摸爬滚打在茫茫戈壁中。工人们看到已经两鬓斑白的王淦昌依然那么努力工作，也都备受鼓舞。在试验场，大家亲切地叫他“王老头”。王淦昌听了十分高兴：“非常好，这说明我和工人打成一片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后第4个掌握这种具有更强大威慑力的热核武器国家。王淦昌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6年，70岁高龄的王淦昌再赴风雪弥漫的青海高原，在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腹地成功进行我国第3次地下核试验。至此，中国的空中、地面和地下核试验基本走完了所有历程。
从1961年参加原子弹研制后，王淦昌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作出巨大贡献、立下了不朽功勋。整整17年，他一直使用“王京”这个化名，直到1978年，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出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才在公开场合重新使用王淦昌这个名字。
多年以来，王淦昌一直对自己的工作守口如瓶，就连对妻子、儿女也从未透露过半个字。在王淦昌子女的印象中，父亲不是出国就是出差，一年到头没几天在家。用他小女儿的话说，他不是几年不着家门，就是进了家门便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忙自己的事。5个子女的婚礼，王淦昌也都因为工作原因未能参加。
舍小家只为报国家，人无名但求国有名。“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也见证了一代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以身许国、无私奉献的崇高情怀。为了早日爆响“争气弹”、挺直腰杆子，以王淦昌为代表的科学家们，甘愿放弃名满天下、功成名就的人生，投入到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科研战斗序列。为了国家的需要，他们严守保密纪律，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漠，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隐姓埋名，甘愿将自己的壮美人生，书写在为国家民族自立自强的征途上。
历史，不会忘记为国奉献的英雄。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大会，授予（追授）王淦昌等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