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战时管理新变化
■毛炜豪 曾向军 王钦辉
1994年4月13日，在伊拉克禁飞区，一架美军F-15战斗机在雷达上发现“两个移动光点”。随即，飞行员按照程序向空中盘旋的E-3A预警机发出敌情协查申请。E-3A预警机上的雷达操作员先后3次向“两个移动光点”发射敌我应答信号，结果都没有回应。于是，E-3A通知F-15“这是伊拉克的‘雌鹿’直升机”。而后，F-15飞行员按照交战程序，发射“响尾蛇”空空导弹将这两架直升机击落。实际上，被击落的是两架美军“黑鹰”直升机，机上26名美军特种部队士兵全部死亡。事后调查发现，主要原因在于两架“黑鹰”直升机飞行员违反了操作管理规定，擅自关闭了机上的敌我识别应答系统。
美军这场事故虽然发生在20世纪末，但依然值得我们警醒。这反映的并不是战法战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重要却经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战时管理。所谓战时管理，指的是战时对部队进行的行政管理，包括对参战人员、装备和物资、战场、信息安全保密的管理，以及事故预防、纪律维护等工作。美军两架“黑鹰”直升机被击落说明，战时管理一旦流于宽松疏漏，就容易发生事故或意外。
战时管理的作用不仅限于事故预防，从战场保密的角度看，战时管理有助于实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效果。例如，古代夜袭作战，为了确保行动隐秘不被对方发现，进攻方往往命令士兵口含铜钱，战斗前掉落将遭到惩罚；并用布裹住马蹄，减少行军途中的声响。这就是所谓的“人衔枚马裹蹄”。正是通过这种战时管理的举措，夜袭作战的目的才更容易实现。此类战例数不胜数。现代战争中，进攻方保持无线电静默也是一样的道理。
从严明纪律的角度看，战时管理还有助于维护战场秩序，作战时形成合力。《孙子兵法·军争篇》指出，行军打仗应做到“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强调作战行动需要听从号令、整齐划一。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严明的纪律。据史书记载，吴起治军非常严格。在一场战斗中，其麾下精锐重装步兵“魏武卒”的一个士兵，在号令未出之时，因贪功贸然前进。该士兵砍死敌方数人，提着人头归阵，却因违抗军令被当即处死。从此，号令一出，“魏武卒”之中莫敢违抗。阴晋之战，秦国足足有50万士兵，魏国只有5万人马。秦魏人数之悬殊，已经到了《孙子兵法》中所说的稳操胜券的地步。然而，占尽人数优势的秦军，面对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魏武卒”却一败涂地，连丢五座城池。
由此可见，战时管理作用非常重要。如果说战争胜负取决于战法战术，那么战法战术能否成功运用，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时管理工作是否到位。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无人化、智能化等技术迅猛发展，战时管理的主体、客体、环境等要素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级指挥员需要在管理的理念、方法、手段层面及时跟进、同步更新。重点可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由“人治”转为“智治”。传统的管理理念更加注重“人治”，这一模式正在受到挑战。这是因为：第一，战场空间变大，从物理空间拓展到电磁、信息等多维空间；第二，管理对象增多，从士兵群体增加到无人化装备及相关平台、链路、流程等；第三，作战节奏加快，作战行动从以天、时计转为以分、秒计；第四，人脑决策能力有限。2009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人脑“带宽”只有约60比特。因此，用能力有限的人脑来应对多维战场空间、庞大管理对象和快速作战节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对此，应加强“智治”，用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来辅助管理。如使用航路规划软件来自动规划和管理有人机、无人机的活动空域及行动路径，用资源调配系统来动态管理和调配人员、物资、弹药、医疗器材等。
二是由“管理行为”转为“管理观念”。随着无人化、智能化装备的增多，管理的客体正在由人拓展为人机组合，过去很多针对“人的行为”的战时管理方法、手段、经验都难以复制和推广。比如机动中保持无线电静默，人可以做到，但无人装备做不到——没有信号就无法操控。此外，管理的链路也变长了。现在不仅需要管控各级官兵，还需要通过对“人—人”链路的管理，将末端“人—机”链路的管理纳入上级管理的框架内。这进一步加大了“管理行为”的难度。例如作战中，如果士兵使用无人装备实施打击，很难有效监督、约束和管控其打击的范围和程度。对此，“管理观念”也许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人的行为是具象的，观念是抽象的。然而，具象的行为往往被抽象的观念所支配。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管理行为”管控的只是人的末端，而“管理观念”才是管控人的源头。这就需要在管理工作中加强对士兵的思想培塑、人文熏陶和教育引导，并针对作战环境进行场景模拟。
三是由“安全管控”转为“风险收益管控”。目前的战时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安全。安全的反面是风险，而风险与收益往往成正比。也就是说，确保安全的措施会降低风险，同时也可能会降低作战效益。如近距支援火力与前沿分队距离越近，越有利于兵火协同，但也容易造成误伤。如果从确保安全的角度看，那么二者距离越远越好，但这显然不利于作战目的的达成。笔者认为，可从“安全管控”调整为“风险收益管控”的战时管理模式。具体操作中，可以先将风险和收益量化，然后计算收益与风险的比值，最后与预先设置的“风险收益阈值”进行比较，大于阈值则可行，小于阈值则不可行。通过这种量化评估的方式，将风险和收益同步纳入战时管理所考虑的范围内，从而形成兼顾安全与作战效益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