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凭着一股不要命的劲儿
——听抗战老民兵李春讲述在东北矿区打鬼子的故事
■张中国 兰文宝 本报特约记者 李帮宏
当须发皆白的李春老人静静坐在记者面前时，他显得那样的普通。如果是在大街上擦肩而过，人们的目光也许不会在这位近百岁的老人身上停留太久。
李春今年97岁，1918年出生于河南省方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时随父母逃荒来到黑龙江……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渐渐走进李春老人的内心世界，并生发出深深的敬意。记者真切地感受到，兵的生涯为他染就的人生本色，正随着岁月的雕琢而愈发清晰……
“1935年5月下旬，中共地下党的一名领导来到完达山腹地的黑龙江鸡东地区开展抗日活动，因为我家比较僻静，而且父母都是远近闻名的好人，他便住在我家。6月下旬的一天，这位领导召集全村的人开会，讲抗日的道理，组织敌后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活动，我报名参加了。除了平时完成站岗放哨、监视敌人的活动外，我还担负贴撒宣传单、秘密送信等任务。”
“1935年8月的一天，中共地下党一名姓张的同志来到我家，交给我项特殊任务：侦察驻哈达河的伪军活动情况。”
“过去我往哈达河送信时，认识了抗日积极分子孙大娘，我想来想去，还得求她帮忙。打定主意后，我拎着一条大鲤鱼出发了。名义上是给孙大娘送鱼吃，实际上是侦察敌人的情况。”
“孙大娘见我来，就高兴地说，小家伙，又给我送鱼来了。 我一边答应，一边凑到孙大娘跟前，把自己的来意说了。孙大娘思忖半晌，最后说，那好，就在你这条鱼上打主意吧。”
“伪军中有一个姓梁的，是哈达河的头头儿。孙大娘把鱼炖上后告诉我说，今天请这名姓梁的伪军吃饭。开始我还被蒙在鼓里，吃饭时孙大娘问姓梁的伪军，你这些天怎么不来了？姓梁的伪军发牢骚说，嗨，别提了，南边的监视队叛变了，想越境去苏联。弟兄们都上南山追击去了，还说不定几天回来呢，我哪有工夫出来。听到这，我恍然大悟，暗暗佩服孙大娘的机智。”
“那年冬天，我乔装成运炭贩子，打听到一个重要情报：当地火车站进驻一个日特工作班，他们打着‘宣抚’旗号，走乡串巷，招降纳叛，干尽了坏事。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上级决定打掉敌人这个工作班，由于人手不够。我也参加到这场战斗，我所在班任突击班，我们翻山越岭，手脚都被干枯的荆棘扎破了，鲜血直流，但我们全然不顾，于午夜时分从后山攀缘而下，突然进入火车站。我冲在最前面，用枪打死1名伪军岗哨，跃上前去踹开敌人宿舍，将睡梦中的1个班的伪军全部俘虏。这次战斗打死日军10多人，俘虏守站伪军80多人，缴获枪支20多支，子弹3000余发及粮食服装等军用物资，并将站内设施和铁路全部破坏，使敌人铁路运输中断数月之久。”
我们完全沉浸在老人讲述的故事里，似乎又回到当年那个岁月，为那场漂亮的歼敌战叫好。我们默默地注视着老人，老人憨憨地笑了，舒展开的皱纹那么生动，那么温暖。
说到这里，李春老人站起身来，拄着拐杖在屋子里走了一圈，依然兴致不减。
“1936年2月的一天，伪满哈达河村公所助理，听说我家有枪，就带四五个人来抓我。我说没有枪，他们就硬打，把我打得死去活来。其实，抗联的一名副师长就藏在我家里，枪也在我家里。就凭着一股不要命的劲儿，我咬牙挺着就是不说，他们在家里也没有搜出来，就把我放了。”
“出狱后，我和转移到别的地方战斗的抗日武装失去了联系。后来，我就只身来到城子河日伪煤矿当矿工。有一次，五坑的鬼子坑长召集劳工到一起，问谁能开150马力的大绞车，我一听，认为这是掌握井下运输命脉的好机会。于是就主动报名，当上了五坑的绞车司机，为了寻找机会，我串通好登勾工注意观察。登勾工偷偷告诉我，绞车道有一段坑木腐朽了，鬼子没发现，铁道木匠也没来上班。你看能不能把它整翻？我说好，看我的吧！我采取快启动、猛刹车的办法，使煤反复晃动，前后撞击，不到两个来回，就把一列煤车颠出轨道，撞倒许多架棚子。同时，登勾工又拉断了信号线，制作了一个翻车断线的假现场。鬼子闻讯后来追查事故，登勾的劳工说，轨道枕木腐烂、道钉脱落，把煤车颠出轨道，我正要通知坑上停车，但信号线被撞倒的棚子拉断，所以就来不及了。鬼子和汉奸把头亲自查看了现场，看到坑木真的腐烂了，便无可奈何地走了。”
”制造了这起事故后，我又找机会制造了一次更大的事故，利用放快车颠翻煤车出轨，撞倒了50多架棚子，烧坏了绞车电动机，使日伪煤矿停产半个多月，有力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一次，一个缺少经验的青年劳工跑空车时被鬼子太野发现，遭到太野的毒打。我便召集3名劳工一起商量除掉太野的办法。有一天，我们看到太野蹬车下坑，就在绞车道上设了障碍，当飞驰的矿车接近障碍时，太野一看不好正要准备跳车，我伸出一个铁钩，借助车的冲力，将太野钩下来，由于车的惯性太大，铁钩钩穿太野肚子，太野当场丧命。”
“日伪对矿工进行非人折磨，我和几名矿工密商暴动逃跑。1940年元旦，日寇换防交接，看守煤矿的日伪矿警都回家过节去了，只留下2个矿警把守大门。我带领工友们瞅准空当，抡起木棒把2个矿警打倒在地，夺了他们的枪，拉下电闸、砸毁门锁、冲出电网，逃出了人间地狱。那几年，就凭着一股不要命的劲儿，即使和抗日武装组织失去联系，我也在战斗。”
李春老人思路清晰，忆起从前，格外激动。“带领工友逃离魔窟后，我辗转找到鸡东地区的抗日武装。”
“1940年3月，10多名抗日战士在郊外的大山上驻守观察日伪军动向，我们这些敌后的民兵武装负责保障和联络。山上没有房子，就连简易的草棚子也没有，我们便在山顶上挖个地窖子住在里面。山上风大，初春天冷，大家的棉衣都很单薄，我们的手脚都冻坏了。吃饭也很困难，山顶上不能做饭，只能在山下的老百姓家里做。白天做饭怕烟囱冒烟被敌人发现，只能在夜里做饭，然后由我们这些敌后民兵武装将饭送到十多里外的阵地上。有时大家天也吃不上顿山下送来的饭，实在饿了，便把炒面拌着未融化的雪硬往下咽。这些困难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水喝。有一次，我们已经一天多没喝水了，大家嗓子哑了，满嘴起水泡。我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看着战士们渴成这样，心里着急呀，便向领导请示到山下找水。”
“我背着10多个水壶下山了，走了1个多小时，才发现前方有一股细细的山泉。我伏下身子喝了个够，又把身上的水壶灌满。我恨不得立刻飞回阵地，可是腿脚却不听使唤，一步也迈不动。山路曲折，走得满头大汗，又喝了一肚子凉水，肚子拧着劲地痛。就是爬也得把水送回去，我忍着剧痛，拽住树枝艰难地往山上挪。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回到阵地上，战士们那高兴劲就甭提了。”
“战士们喝过水后，精神头儿十足。稍事休整后，便对山下的日伪军发起了全面攻歼战。战斗中大家如下山猛虎，打得日伪军狼狈逃窜。鉴于我的表现，部队领导把缴获的1双军靴奖给我，当时心里甭提有多美了……”说到这里，老人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如今艰苦斗争的岁月过去了，但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下一代，没有革命先辈的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临走前，老人握着记者的手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