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重庆首个女工工会
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达成，重庆的反帝反封建运动风起云涌。
1926年年初，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在首任书记杨闇公的领导下，四川地区一跃而成全国革命形势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游曦被任命为重庆市妇联的筹备主任，专职负责前期的筹备工作。
游曦显示出过人的组织才干，短短几个月就完成了工作。1926年4月1日，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巴县图书馆举行，重庆市妇联宣告成立，游曦被选为重庆市妇联的宣传部主任。
那时，她才18岁，已经成为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女革命者了。
受党组织派遣，游曦率领由中法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组成的工运小组，深入磁器口地区的4家纱厂，组织发动工人运动。
由于当年女工大都不识字，工运小组首先在华康丝厂开办妇女平民学校，宣讲妇女解放、启发阶级觉悟。
工运小组组织发动女工们反对搜身制度，进而让她们认识到成立女工工会的重要性，为之后的女工工会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半年的组织发动，重庆丝业女工工会于1926年11月正式挂牌成立。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重庆的左派国民党省党部、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各界代表纷纷到会祝贺。游曦代表女工工会发表了《重庆丝业女工工会宣言》，喊出“打倒军阀”“妇女解放万岁”等革命口号。
游曦还在重庆磁器口办起了妇女平民学校。“学校便办在我爷爷的家里。”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当时游曦与周家的孩子们结下情谊，“家里一直流传着她的故事，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进入正规军事院校学习
1926年年底，《新蜀报》等报刊登载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武汉、重庆等地招收第六期政治科学生的消息。
组织安排游曦前往学习，她和胡兰畦、赵一曼等人，搭乘专轮到宜昌，再换乘招商局“胜利”号轮船到汉口。
1927年2月12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游曦、赵一曼等川籍女青年编入政治大队的女生大队第一区队；她们在严格、艰苦的学习和训练生活中，磨练成为坚强的女战士，这195名女兵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女兵。
中国青年妇女有机会像男人一样，进入正规军事院校，学习革命道理和军事知识、军事技能并开展训练，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创举。大名鼎鼎的美国西点军校1976年才开始招收女兵，比武汉分校晚了整整50年。
这支女兵队伍中，胡筠、李淑宁（赵一曼）、游曦、胡兰畦、黄杰、周越华、王亦侠、危拱之、陶桓馥、张瑞华、曾宪植、谢冰莹等人，都成为近现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巾帼人物。前4人都经历了多次战争的洗礼，被称为“黄埔四女杰”。
1927年夏，武汉分校的师生被编为中央独立师，以侯连瀛为师长，配合叶挺卫戍武昌的军队南下，经过激战，打败了夏斗寅叛军，解除了武汉南面的危机。游曦也参加了这次战斗。
当汪精卫正式宣布同中国共产党决裂后，为了保存力量，武汉分校改编成第二方面军官教导团，离开武汉，开始东征，游曦随着大部队跋涉千里，南下广州。
流尽最后一滴血保卫苏维埃政权
就在游曦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之际，广州“四一五”政变发生了，反动派进行清党大屠杀，萧楚女被反动军警从病房拖走关进监狱，4月22日，萧楚女被秘密处决，尸体投入珠江。
消息传来，游曦无比悲伤，到达爱人牺牲的广州后，更为坚决地投身革命。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这是中共党史中的“三大起义”之一，开启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篇章。
叶剑英领导的军官教导团是这次起义的主力部队，游曦是教导团中的共青团支部委员和女兵班班长，而女兵班30多位女兵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
起义军攻占了广州市公安局、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并于当日上午成立广州市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起义建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联合起来镇压起义，起义次日，敌军向起义军反扑。游曦带领女兵班奉命狙击敌人，她们镇守的正是萧楚女遇害前被押往刑场的天字码头。
12月13日，敌人越过珠江，此刻，起义的领导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许多起义者都已英勇牺牲，起义军总指挥部已于头天夜里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但是，女兵班与总指挥部失去了联系，并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因此她们仍然在长堤的一个街垒死守。
两天两夜里，她们滴米未进、滴水未沾，子弹所剩无几，形势危急，而十倍于她们的敌人正在扑来。
游曦派一名女兵去和指挥部联系。女兵说：“班长你去指挥部吧，我们坚决顶住敌人！”游曦严肃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我不能离开战斗岗位！告诉指挥部，我们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苏维埃政权！”
敌人冲上来，游曦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萧楚女生前曾对游曦说过：“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是光明的。”19岁的游曦也和自己的爱人一样，践行了“从顶燃到底”的信念。
为当代青年树立精神的巍巍丰碑
游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中的第一个女英雄，牺牲时年仅19岁，其遗体被敌人毫无人性地肢解。
为了心中的革命理想，不惜献出年轻的生命，游曦并非唯一。在那个时代的重庆，曾经有过无数个“游曦”式的青年英雄。
中共重庆地执委、四川省委的前四任书记杨闇公、傅烈、刘愿庵、穆青，分别在自己29岁、29岁、35岁、32岁时英勇献身，当时，重庆的共产党人几乎被斩尽杀绝。
1935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卫生部保健局局长漆鲁鱼在跟随陈毅打游击期间，与队伍失散，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回到重庆。当时，重庆已经没有党组织和党员，他便自己秘密组建“重庆救国会”，特别是其中的“秘密学联”，团结组织先进青年，为重庆革命力量保存火种。
直到1938年，周恩来赴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才再度发展壮大。
而周勇的父亲周永林，就是“重庆救国会”的第一批成员，也是新组建的重庆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批党员，那年，他才16岁。
“我们家和游曦还有一段渊源。”周勇说，“我们家当时属于‘中产阶级’，我爷爷是一家丝厂分管采购的总庄长，是每天骑骡子上班、经常出差的‘白领’。”
“游曦到磁器口办‘妇女平民学校’，向我的奶奶借屋办学。后来，爷爷回来后对此也很赞同，并在办学经费和办学条件上给予一些支持。”周勇介绍说，游曦的牺牲对全家的震动很大。“我父亲本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他依然冒着可能杀头的危险加入了漆鲁鱼建立的‘秘密学联’，后来入了党，走上革命道路”。
周勇说：“我父亲的老师晏阳初先生想送他去美国研究柑橘，但他托辞说自己英语不好，坚决没有离开重庆。真正的原因是，他已经是共产党员，有了自己的信仰，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而贪图个人的物质享受。”
后来，这一批共产党员在周恩来南方局领导下搞工商统战工作。“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建立了重庆统战工作组，他们为重庆解放作出的伟大贡献在于，广泛团结工商界人士，在刘邓大军解放重庆的时候，全市工商业、金融业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没有一个企业家跑到台湾去，也没有一分钱资金外流到台湾、香港，从而保存了重庆的经济基础。”周勇说，“同时，他们还为刘邓大军占领、接管重庆搜集提供了一大批经济情报，被二野编为小册子，县团以上的干部人手一册，为共产党执政后迅速接管建政、稳定西南经济、巩固政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父亲告诉我，那个时候的青年革命者，真正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参加革命后，真正地把国家的前途命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为了理想信念，宁可牺牲自己。”周勇说，这些前辈青年不仅为当代青年缔造了一个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为当代青年树立了一座精神的巍巍丰碑，“当代青年要真正让自己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最活跃力量，让青春在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