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最大的力量来自觉醒，最大的胜利源于万众一心——
忧患的中国化血泪为刀枪
踏过东北三省，踏过华北大地，踏过上海、南京……在辽阔的中国国土上，日寇狼奔豕突，铁蹄踏过，血流成河，屠刀所向，尸骨成山，仅在南京就有30万生灵惨遭杀戮，同胞的鲜血染红了浩浩长江。
生存还是毁灭，独立还是亡国，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严峻问题。
存亡绝续的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绝我族类”的狼子野心，警醒那些尚在沉睡和被蒙蔽的国人。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迅速动员武装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大众，一致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战则存，降则亡”。中国共产党人的呼唤，让全国人民彻底明白，面对日本侵略者，无论怎样善良地忍让都不能求得和平；奋起抗战，不畏牺牲，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和荣光。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以“血战到底的气概”，迸发出一个民族向死而生、自强不息的磅礴力量。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下达如此作战命令。14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抵御日军的枪炮，左权、彭雪枫、杨靖宇、赵一曼、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等一个个抗日英雄，或沥血孤营，或横刀敌阵，或裂身银汉，或碎首沙场。1937年9月19日《大公报》载文说：“今天的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为了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能达到。”
“我们年老残废，再也不能扛枪打鬼子，谨献两块大洋，买几粒子弹。”1938年，武汉一场抗战献金运动中，两位腿部伤残的辛亥老兵，拄着木棍爬上台。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
“抗日咱全家都得上，别人家出钱，咱把儿子都叫回来打鬼子吧。”1940年4月，一位叫邓玉芬的母亲让丈夫带着5个孩子走上抗日前线，最后父子６人全部战死沙场。新四军六支队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三兄弟在与日寇作战中先后壮烈牺牲，他们的母亲强忍悲痛说：“我和儿媳要把4个孙子培养成人，让他们长大后精忠报国！”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把兵当……浩荡的抗日洪流直奔击敌寇的战场。
“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是对祖国的大不忠”，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身处海外的1000多万侨胞，慷慨解囊，一些家庭主妇捐献菜金、变卖首饰，少年儿童捐出糖果钱；数万侨胞返回祖国，直接奔赴杀敌战场。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不仅在岛内开展了艰苦悲壮的抗日斗争，还有5万多人渡海翻山，回到祖国大陆参战。
觊觎了中国400年的日本侵略者，万万没有预料到，此时他们所面对的，已不是甲午战争时的中国，不是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中国，也不是他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中国了。法国作家古列久在评述中国抗战时感叹说：“民族的精神，在受到侵略时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
抗日战争的最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觉醒。正如习主席所深刻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血火中一路走来，锤炼了共产党人一种永恒的坚守——
心怀忧患才能从苦难走向辉煌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1945年7月，抗战即将胜利，作为国民参政员的黄炎培应邀赴延安考察时，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深谈。对此，毛泽东坚定应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历史周期率”，蕴含着洞察历史的智慧和居安思危的忧患。
早在1944年，当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最后的胜利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续4天刊载了《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为迎接胜利，应对可能出现的新的危险，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号召，要求同志们“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顺时不忘隐忧、居安须防危乱作为宝贵的历史经验，滋养了古今中外一个个自强不息的民族。浴血牺牲、一路血火走来的共产党人，更加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历史辩证法。已经建党94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无数个“最危险的时候”、战胜了无数次危机的一个奥秘：始终满怀忧患意识，始终坚持砥砺前行。
1950年，新中国满目疮痍，百业待举，但面对烧到鸭绿江边的战火，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出兵抗美援朝。“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出了军威国威。一位军事学者评论说，如果没有这一仗，就没有新中国60多年来的和平发展环境。
“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新中国成立不久，面对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威胁与核讹诈，毛泽东说：“对于原子弹，第一我们不怕，第二我们反对核武器，第三为了抵抗核垄断，我们也要掌握原子弹”。
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为什么还要发展核武器？毛泽东讲，“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这个东西”；邓小平说，我们没有发射原子弹，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逆境之忧不易，顺境之忧更难。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同时更是一个充满忧患的时代。民族要生存、国家要发展、党要前进，一刻也离不开忧患意识。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主席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并多次向全党全国全军发出居安思危的告诫——
谈党建，“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
谈经济，“既要坚定必胜信心，又要增强忧患意识”，“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
谈国家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谈边海防，“强化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大局意识，勇于作为，敢于担当”。
谈外事，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
“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回首抗战烽火岁月，回首60多年新中国发展史、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凡事有底线思维，常怀忧患之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应对与战胜各种风险考验的思想保证，也是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心路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