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开的中国卫生论坛——基本药物制度圆桌会议上，基本药物零差率的难题再次被各地医改办提起。无论如何补贴，零差率都使基层药房面对极大的压力。
在谈到如何解决基药零差率的问题时，药房托管的经典模式——“闵行模式”再次被卫生部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司长郑宏提起，谈到基层药房面对零差率的压力，郑宏指出：“零差率是对各地医疗机构利益格局的一个调整，为了保障零差率的执行，各地可以推进社会药房，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实现现代物流，实现基层药房的零差率。”
“闵行模式”曾以“第三方利润源”引人注意，但在基本药物领域，“闵行”尚无作为。而2010年以来，成都市新津县的综合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引起了行业内的关注。
据记者了解，新津县是成都市医改综合试点县。新津实行“医药分开”，引入药品销售企业入驻医院，医院不再经营药品，切断了医疗机构在药品销售上的利益链条，卫生部门通过公开招标，引入2家企业对医院药房进行配送。其运作方式与“闵行模式”极为相似，由药房托管带来第三方利润源，有望解决基药零差率的补贴缺口。
与“闵行模式”相似
基本药物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实行零差率销售，但是实施零差率之后，由于集中采购的药品价格高于基层医疗机构自行采购的价格，造成基本药物采购和配送上的困难，很多基药在基层医疗机构难以完全配备。
因此，不少地方医改办的代表在会议上提出，是否可以考虑让基层医疗机构在使用基本药物的时候获得更高的差率。
来自某医院的代表指出：“零差率让基层医疗机构的运作很困难，卫生部门也很难保证补贴到位，因此，如果想让基本药物制度运行得更好，应该给予更高的差率，既然基本药物更加安全有效，我们应该给更高的差率使医院更愿意用这些药物，如果是零差率，基本药物可能会被其他的一些‘好药’逼死。”
目前，确实有些地方还允许基本药物在销售过程中可以享受15%的顺加价，但是基本药物零差率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临时性的加价只能是无意义的探索。无论如何，加价的目的都是为了补贴基层医疗机构的运营经费，
尽管今年基本药物补贴原则上已下发到各地财政部门，但还是不能弥补基本药物零差率造成的损失。由此，面对基层医疗机构推进基本药物制度的困局，不少地方医改办开始试用“闵行模式”那种信息化的现代物流方式推进药房托管来解决基本药物采购和配送乏力的难题。
据青岛医改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基层改革方面，我们试点了一种模式，通过和配送企业合作，引入物流企业托管基层医疗机构的药房，医疗机构和企业共管，引进企业之后，利用信息化，把药品使用量和配送管理起来，保障药品的配送，以减少基层医疗机构库存。”
重视信息化
无论是青岛还是其他地方“基层药房托管”的做法，都和能带来第三方利润源的“闵行模式”相似，而在基本药物采购配送方面，成都的“新津模式”最吸引眼球。
在以信息化为先导的改革中，新津县吸收了“闵行模式”的很多经验。
据成都市委书记何军介绍：“在新津的试点，就是采取信息化的方式把基本药物管理起来，基层卫生院不设药房了，让1~2家配送企业通过现代物流手段来管理药品，保障基本药物的实时配送。”
不过，复旦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教授胡善联也指出：“药房托管、药品零差价并未真正改变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医药分开的问题不是简单地不让医院卖药，目的是切断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间的利益关系，完善医疗补偿制度。而目前的药房托管中，医院仍与剥离出去的药房存有千丝万缕的经济关联。有的医院在将药房托管给药企后，后者要向医院返回30%的利润，这与原先提取15%的药品加成是‘换汤不换药’。”
相较于“闵行模式”中存在的“二次议价、回扣”等问题，实施零差率的“新津模式”更重视信息化的作用，从卫生部门的角度看，“新津模式”和“闵行模式”以及纯粹的药房托管都有所不同。
据记者了解，新津县实行基层药品零差率销售后，通过和配送企业合作，取消了基层药房，每家乡镇卫生院节省了30平米的药库空间，减少了一名药库专管员，还节省了占年度业务收入10%的药费周转资金。药品周转率提高了50%，药品管理成本由8.5%下降到4.2%，有效降低了财政补贴的负担。
郑宏很看好新津改革经验的推广价值，他指出：“新津县采取的办法就是以信息化为抓手，通过配送企业实现零库存和零差率，社区药房的功能和职能实现了转变，药品到老百姓手里之前，药品都是属于企业的，这样既降低了药品的成本，又加快了药品销售周期，这和药房托管不同，并不是所有制改革，而是通过现代物流使社区药房人员从简单地根据处方发放药品，转变为监督药品质量，规范处方，合理用药。社区医院更好地做到了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而企业参与到药品配送中，也得到良性发展，这是个共赢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