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建病区花园命名“菊梅园”去采访她，她表态很坚决：“我活着，不愿意出名，能为病人服务就很快乐；死了，更不希望为自己留名。我喜欢安安静静地做事，不愿用我的名字命名……”
给她写一本传记时去采访她，她更不同意：“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医生，做的是平平常常的事情，有好多工作还没做好，没必要为我写传记。我感谢组织的关怀和领导的好意……”
陈教授的许多荣誉，都是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经群众一致推荐，由组织批准的；她的先进事迹，也多是从别人那里“挖”到的：
她只想多做事情，却不愿争名夺利。她常说：只要你穿着这身军装，就意味着你分享了军队的荣誉，就意味着你有更多的责任和担当，要像爱护眼睛那样爱护国家、军队和集体的荣誉，淡泊个人的名利。这些年来，诸如英国《名人传记》、《剑桥大学名人录》等国际知名编辑部纷纷来函，请求把她列入世界名人录，她都复函谢绝；首都各大新闻媒体多次要宣传报道她，她都一一婉言谢绝。她平静地说：“我死后不用留名，人死了就死了，还留什么名？我和老伴都商量好了，我们死后，不作遗体告别，尸体都捐出来，供医院解剖研究用。”
她只想尽到自己的职责，却不愿多想个人的困难。她常说：“岁月不饶人，自己年龄大了，但在培养年轻人方面还有责任。”因此，在陈教授和年轻人之间，看不到那种“月明星稀”的现象。相反，她尽可能给“星星们”提供更多“显山露水”的机会，而常常把自己悄悄隐藏在“地平线”以下。发表学术论文或申报科研成果奖，她常把年轻人放在前面，有时她干脆就不署名。尽管这些论文和课题都是按她的思路、在她的指导下并经她审定后完成的，但她认为，只要完成了研究任务，为传染病人做了实事，署名在前在后、署不署名都是次要的。许多年轻人才在她的带教下，成为传染病领域的领导和学术骨干。
她只想多为病人考虑，却从不接受病人的“表示”。从普通医生到“一代名师”，陈教授救治了成千上万的传染病病人，不论病人职务高低、家庭贫富，她都一视同仁，一样热情，一丝不苟。她对待陌生的病人，就像对待自家人那样亲密，从来没有什么“距离感”。许多病人说：亲奶奶、亲姥姥待我们也不过如此！陈教授给病人的关爱最多，但从不接受病人及家属的任何“表示”。她专程去天津回访一位自己会诊后痊愈出院的年轻女职员，做了全面体检后，又像拉家常似地讲了许多保健常识和工作、生活注意事项，使这位职员全家十分感动，执意要留陈教授等在家里吃顿饭，以表示对“及时会诊”和“专程家访”的感激之情。但陈教授没有接受这种“表示”，而是借口“还要去走访别人”为由，婉言谢绝了全家人的盛情款待。离开女职员家后，陈教授等在街上拐了几个弯儿，找了一个小饭馆，吃了一碗便饭。
这次采访，她依然推脱说：“过去的事，都宣传过了，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了。”其实，我们知道，陈教授仍在乐此不彼地继续创新：除了每周出专家门诊和带教新“徒弟”外，她还担任医院多个学科的顾问，还在进行多个课题的研究任务。她说：“不断创新，是医生的一件份内事，也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不创新，就不能进步；不创新，就不能提高为病人服务的水平。只要身体允许，我就要一直做下去……”
附：陈菊梅教授简介
陈菊梅，女，1945年考入浙江医学院医疗系，1954年9月赴苏联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攻读传染病学博士研究生。1958年1月回国后任西安医学院传染病教研室讲师、主治医师，同年11月调入解放军302医院。1983年12月首批进入院专家组，1985年起担任研究生导师，1987年2月被总后勤部批准为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教授。1991年7月起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同年12月任院专家组组长。1997年6月晋升技术一级。
从事临床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半个多世纪。曾任国家和军队发明奖励评审委员会医药卫生专业组委员，军队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军新药评审委员会委员，总后勤部卫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副主任委员。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特聘会诊专家、全军病毒性肝炎防治技术指导组组长、国家级“双效期刊”《传染病信息》杂志编审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总编辑、“总后勤部科技咨询、人才评鉴委员会”委员、“中国肝炎基金会人工肝与血液净化科技攻关专项基金”评审专家。主编和参编专著11部，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8项、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2项。
1992年被评为总后勤部“巾帼建功先进个人”。1999年、2000年连续两次获中央保健委员会颁发的“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的奖状。2000年12月被评为总后勤部“一代名师”。2003年7月被评为总后勤部“优秀共产党员”，同年10月被中国女医师协会授予“巾帼抗非典先进个人”光荣称号。2003年12月获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颁发的“全军干部保健工作特殊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