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低酶出院的病人，她进行了信件随访。自己花钱发了200多封信进行调查，问他们出院后转氨酶正常没有？如果正常了，是吃什么药正常的？但因当时国内社会气候的影响，她只收到4封回信，哪种药物有效，无法继续探讨。同样，第二条路也走不通了。
她又把探索的目光投向地方医院，并亲自走访了一位教授，想咨询一下他们对降酶有什么好办法。教授听说五味子可以降酶，但他们用五味子降酶却都未能降下来。这样，第三条路又走不通了。
陈菊梅没有泄气，又把研究的目光转移到了本科病人身上。恰在此时，一位先后7次住院的六旬老人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问：“以前您的转氨酶多次升高，都是吃什么药降下来的？”老人说：“我每次转氨酶波动时，都伴有睡眠不好。现在只能靠安眠药入睡。吃了药才觉得舒服，转氨酶也才能降下来点。但一停药就又升高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陈菊梅又问：“您吃的是什么药，哪里生产的？”老人回答：“我吃的是上海某制药厂生产的安眠片。”陈菊梅就让老人拿出说明书来，一看，该药成分中有五味子。
又是五味子！难道这五味子就是降酶的有效药物吗？为什么地方医院及本院用五味子降酶却未能降下来呢？浓厚的兴趣，使陈菊梅瞄准五味子，开始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陈菊梅起初直接用五味子煎汤让病人服用，结果证明这样用五味子不能降酶。它的有效成分在哪里？陈菊梅带着药房的同志，把五味子的浆果烤干磨成粉，再加上茵陈、大枣、蜂蜜，做成两钱重的蜜丸，陈菊梅给它取名叫“肝得安”。为了观察“肝得安”的疗效，陈菊梅先让转氨酶在200左右的9位病人试服，结果服药后第一周，有3位病人的转氨酶降至正常，第二周又有4人降至正常，另外两人也有所下降。这一令人欣喜的试用效果，引起了全院上下的密切关注。经院里研究同意，又在全院范围内扩大了使用“肝得安”，先后共有280多位病人服用，进一步肯定了“肝得安”蜜丸的降酶效果。
精益求精，是陈菊梅做事的一贯原则。后来，她又把“蜜丸”从1号丸一直研制到8号丸，分别研究了五味子的皮、肉、仁等及其不同方法提取物，确定其有效降酶成分在仁的用醚提取物中，后来又精加工成“滴丸”。紧接着，陈菊梅以“302医院二科”的名义，在1973年第9期《新医药学》杂志上发表了试用五味子降低转氨酶的学术论文，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自己也尝到了甜蜜的滋味。从此，陈菊梅成为首先发现并试用五味子成功降酶的第一人。
让陈菊梅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自己在身处逆境中研究出的这一成果，却招来了某些人的非议。有人说这项成果是“骗人的”，甚至借停药后转氨酶出现“反跳”，而一概抹杀了五味子的降酶作用。对此，背着沉重“精神包袱”的陈菊梅除了遗憾和心酸之外，既没有过多地计较什么，也没有停止创新的步伐。
心里装着病人的陈菊梅，总想尽快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论文发表前后，一些军内外兄弟医院或科研院所的同行特地来向她请教，她都毫不保留地作了介绍。过了一段时间，某药物研究所把从陈菊梅这里学到的“成果”进行了“加工”，并与某药厂联合起来，最终合成了“联苯双脂”，成为国内外公认的降酶药物，并一直延用至今。后来，该药获得了国际金奖。栽种果树的人，不一定能吃到果实。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的首研者陈菊梅，只能在心里表示欣慰。只要是对传染病人有利、有效，也就“心安理得”了。
从1970年初让陈菊梅“老实交代历史问题”起，一直到1979年党组织给她作出“无历史问题”的结论止，是陈菊梅一生中最艰难、最心痛的10年！这10年，她忍着巨大的身心痛苦，潜心研究五味子的降酶作用，并获得成功，真的品尝了人生的“五味子”——酸、咸、苦、辣、甜。
她创建了全军第一个临床乙脑实验室，出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流行性乙型脑炎病人比较多，仅1980年一年，302医院就收治了100多例。对这类急性传染病人，治疗要求高、难度大，而我国当时临床上使用的治疗乙脑的药物，有几十种之多，但疗效都不确切。如何从这么多的药物中筛选出疗效较佳的药品，进一步提高乙脑的治疗效果和速度？是当时临床上遇到的难题之一。对此，担任科主任的陈菊梅动了不少脑筋，费了许多心思：能不能结合临床工作搞些实验研究呢？可不可以在本科内搞个实验室呢？……
恰巧就在这个时候，曾与陈菊梅主任一起工作过的医务部助理员王永怡，找到了陈菊梅主任，把自己的一点发现说了出来：“最近一段时间，我对国际临床医学杂志作了一些调查统计，发现1976年与1966年前相比，临床医学出现了两大特点，一是单纯报告临床经验总结的学术论文少了，而临床实验研究的学术论文增多了，而且占到杂志论文篇数的2/3以上；二是临床医生不只是单纯地看病、开方，而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身，走全面发展的道路。”王永怡还说，我从国外医学文献资料中还得到一个信息：“临床用药必须有物理、化学和动物实验的支持。否则，不能旁证临床用药的疗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