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后，陈菊梅教授（中）奔赴重灾区指导防疫工作
在农村医疗队，她因主动以身试验手术麻醉新法而晕了三天
1969年元旦刚过，陈菊梅就作为302医院派往陕北黄龙县的第一批医疗队的副队长，与队员们冒着刺骨的寒风，来到了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农村。在接受“再教育”的4个月时间，在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陈菊梅学会了犁地、耙地，学会了种玉米等农活，学到了农村生活和生产的一些知识和技术。
“五一”节过后，医疗队的队员们才获准进行巡回医疗，为贫下中农提供医疗服务。每次外出巡诊，陈菊梅总是带头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主动挑起最重的工作担子。当时，黄龙县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紧，需要做绝育手术的人很多。在条件简陋、人手不够的情况下，44岁的陈菊梅负责搞麻醉工作，术者吸入多少乙醚，她也得跟着吸入乙醚，所以常常被乙醚熏得头痛脑昏，恶心呕吐。尽管如此，她仍咬紧牙关，坚持尽力做好麻醉工作，配合做好手术。
后来，为了减轻术者的痛苦，医疗队决定试用“硬膜外麻醉法”。既然是试用，总得有人先试一试。谁先试？陈菊梅自告奋勇地要求在自己身上做试验。任何试验都会有风险，尤其是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很难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试后会有什么结果，谁也很难说清。负责操作的同志担心失手，伤害了自己的“战友”，显得有些束手束脚。陈菊梅鼓励说：不用担心，大胆地试吧。没想到，由于操作者有些紧张，不慎穿透了“硬膜”，结果，陈菊梅晕了三天。这种舍己救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使医疗队的成员和当地群众深受感动。后来，陈菊梅带领医疗队的同志总结经验，找准了操作要领，终于使这种麻醉新法获得成功。
医疗队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也没有节假日，哪个村子有急诊，陈菊梅和医疗队的同志总是随叫随走，不敢丝毫懈怠，更不能行动拖沓。他们经常风雨无阻，摸黑出诊，有时还要翻山越岭，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赶路，摸黑赶到村里，常常是一身泥、一身汗。当时，村子里没有电灯照明，陈菊梅和队员们就打着手电筒去查体、喂药，甚至做手术。在医疗队的一年时间里，陈菊梅的体重降了10多公斤。因她表现突出，当时还被评为“积极分子”。
在身心倍受痛苦煎熬时，她首先发现并应用五味子降酶获得成功
回院后，陈菊梅本想在为传染病人服务中大显身手，但体弱消瘦的她却不幸被几种疾病“纠缠”住了。先是患了扁桃体炎，刚治好些，又因紧张抢救乙型脑炎患者而不幸被感染，全身上下浮肿。后来，又导致肾小球肾炎，不得不放下工作去住院治疗。
干事业，忙工作，搞创新，必须有好身体。经再三斟酌，陈菊梅果断地做出了一系列大胆的举动：她先让摘掉扁桃体，果然好了几个月；但以后炎症又出来了，她又让割了阑尾，又好了几个月；但身体还是不行。她忽然想到还有牙齿！这个病灶不除，很容易引发牙周炎。所以，她忍痛做出第三次抉择，分3次硬是把满口牙齿一颗不剩地都拔掉了。清除了全身所有的病灶之后，她开始加强身体锻炼，坚持天天早起慢跑，健康状况逐渐好了起来。
然而，比多次生病和手术更让陈菊梅难以忍受的是十年动乱中莫名其妙遭受的精神创伤和政治打击：首先，是扣上帽子，让她老实交代莫须有的“历史问题”；接着，停了支部副书记职务，不让她参加党组织生活；最后，把她科副主任的领导权也剥夺了，还不准她去会诊。但是，生性坚强的陈菊梅没有被这种打击、创伤所击垮。她把自己的痛苦深埋在心底，而考虑得最多的，还是传染病人的痛苦。
每天上午10点之前，她就把自己分管的3个病房的查房工作，认真细致地进行完了，让人无可挑剔。剩下的时间，她便去深思细想如何更好地为病人解除痛苦的问题，特别是过去临床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比如，病人转氨酶居高不下是什么原因？选用哪一种药物可以降下来？等等。于是，她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便一头扎进对临床难题的钻研中去了。
她首先查阅了本院700多份病历，仅筛出了其中50份病历，是转氨酶正常后出院的，其余都是低酶出院的。对这50份病历，她分别作了卡片，经仔细分析，50份病历记录的几乎是50种治法，找不出可循的任何线索，很难进行研究。看来，这一条路走不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