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法治文化凝聚着全军将士的信仰追求、信念信心、价值观念和行为自觉，是改革强军的重要精神支撑
文化因素是改革中的重要“驱动力”，法治元素是改革中的重要“黏合剂”。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作为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其在全要素多领域的展开，迫切需要法治文化的约束、规范、激励和引领。没有法治文化作支撑，改革强军事业就难以顺利推进。
回望历史，在历次重大社会变革特别是军事变革当中，法治文化始终活跃其中、彰显能量。它既是推动军队法治实践、加强军队法治建设的重要进步力量，更是保证改革顺利实施、破解羁绊阻力的重要精神支撑。
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划时代变革。被毛泽东称为古之“良法”的“商鞅之法”，是中国古代法治文化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滋养着后世，启发着后人。
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成为普遍现象。商鞅在秦国极力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推行变法改革。他提出“凡用兵，胜有三等：若兵未起则错法，错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于境内，而后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势：一曰辅法而法行；二曰举必得而法立。”意思是说要通过法治，营造积极务农、勇敢作战的社会风气，同时做好战争的物质准备；要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建立健全军事法制及严格依法执行。如果忽视军事法制，“兵员虽众，却犹茅草建屋，多而不牢；武器虽巧，却华而不实；谋士虽能，却诈而不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秦国一跃成为国富兵强的大国，最后得以一匡天下。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在治国治军两个领域实施变革的同时推行法治，严肃军纪，并严惩太子傅以破除阻力、威慑他人，形成全民知法、守法、畏法的文化心理和行动自觉，最后得以顺利推进各项改革举措。
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不乏倡导军事改革之志士，但由于封建思维之束缚、法治精神之缺失、纪律条令之软弱，均以失败而告终。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清末的一次重要军事变革拉开了序幕。北洋水师共购置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使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堪称当时亚洲第一的新式海军舰队。虽然北洋水师也强调法治纪律建设，并颁发了专门的军规，却执法不严，纪律法规形同虚设，官兵“操练尽废”“坐斗竹牌”“所有官兵都携带家眷住在陆上，把兵舰当作一个衙门，点卯应粮”“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如此纪律松弛、法治不行，虽有变革图强之宏愿，终沦于虎狼之口。教训之深刻，结局之惨痛，当警钟长鸣，时刻警醒吾辈后人。
历史走到了今天，人们对厉行法治有了一种共同的诉求，对尊崇法治有了一种共同的追求。党和国家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作为国家战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改革之幸。
与此相伴而生的法治文化，不仅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的重要精神保证，也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实践的重要精神支撑。它熔铸着全体官兵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号令意识、看齐意识和核心意识，凝聚着全军将士的信仰追求、信念信心、价值观念和行为自觉，成为推进改革强军进程的一个重要力量。
“令严方可肃兵威，命重始于整纲纪。”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才能够确保各级按照新体制正常有序运转，各项工作按照新要求顺利推进。
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后，不论是军委机关调整改革，还是战区重新划设，全体官兵都能够自觉听党指挥、服从大局，正确对待利益调整和进退走留，积极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感恩组织听招呼，不为组织添麻烦，体现了坚守法治信仰、坚定法治意志、躬身法治实践的文化精神和行动自觉。
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践踏法治，改革寸步难行；信守法治，改革务期必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