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叶 楠 程诗章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
今天，改革攻坚仗已经打响。法治文化作为深蕴改革强军中的重要隐性力量，熔铸着全军官兵信守法治、坚守追求、严守纪律的坚定信念和文化自觉，始终活跃在改革强军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融外在约束和内在自觉为一体、融法治体系与法治实践为一体的作风底色和文化传统，不断荡涤精神尘垢，滋养强军之基
“凡兵，制必先定”。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是治军带兵的铁律，也是建设强大军队的基本规律。
法治的力量源自官兵的内心坚守和自觉执行。法治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治军方式，更是一种文化精神和力量。古往今来的军队，信仰法治、严守纪律可以锻造雄师劲旅，漠视法治、纪律松弛则可以拖垮常胜之师，法治影响和决定着一支军队的命运。
师出以律，刑起于兵。军队法治文化的制度形态和精神内核，赋予了军队这个特殊组织独有的行为方式、价值理念、治理模式和制度文化。它带着成功和失败的两面教训，带着冰冷和残酷的执法形式，远离了温情脉脉和风花雪月，成为文化大观园中最冷峭无情又广为认同的一枝。
姜子牙出征前先在帅府挂出开列十七条款的“斩法纪律牌”，“其一，闻鼓不进，闻金不退，举旗不起，按旗不伏，此为慢军；犯者斩。其二，呼名不应，点视不到，违期不至，动乖纪律，此为欺军；犯者斩……”条条严酷无情，款款犯者遭斩，足以震慑人心、凝聚军威。牧野之战，姜子牙以不足5万人的兵力打败了纣王17万大军。后人评述说：“法治是武王取得征伐胜利的一大保证”。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治军强调“三严”：严明号令，不准有误；严格纪律，“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严明赏罚，有功必赏，有过必罚。部将傅庆随军南征北战，勇猛过人，屡立战功，深受岳飞器重。可是傅庆高傲狂妄，直至心怀异志，数犯军纪，竟肆无忌惮，当众争功。岳飞亲手烧其战袍，碎其玉带，并忍痛将其斩首。正是由于岳飞严明治军，尊崇法治，训教有方，“岳家军”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所向披靡，金兵闻风丧胆，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历史的军队和军队的历史一再表明：法治文化看似是无形的存在，却能够带来有形的力量；看似是无关战局的要素，却是能够改变结局的变量。
人民军队素以严明的纪律著称于世。从我军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重把培育官兵自觉的纪律观念、严明的纪律精神作为我军先进军事文化的一部分，培养和塑造了我军视纪为命、守纪如铁、执纪严明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
“八一”南昌起义，革命军队组织起来后，部队中的许多人受旧社会、旧军队的影响很深，自由散漫、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不听指挥，不听招呼。贺龙同志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候的部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毛泽东等领导人深刻认识到，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重塑军队文化，加强法制建设和纪律约束。朱德在天心圩整顿时，为严肃军纪，明确规定“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地方的财物”，从制度上防止筹粮筹款工作中违犯群众纪律行为的发生。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其书中将这一举措评价为“一股充满希望的新精神代替了绝望和涣散”。在井冈山斗争中，为维护群众纪律，毛泽东又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古田会议明确提出要“编制红军法规的任务”，着手制定红军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逐步建立形成了以制度体系为核心的法治文化。
此后，我军一路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路攻坚克难，一路胜利前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蒋介石在败退台湾总结失败教训时，不得不感叹“共产党有纪律，国民党没有纪律”是其战败的一条重要原因。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世界为具有“谜一样的东方精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折服，他们极力探究背后的深厚精神支撑，普遍认为中国军队除了具有勇敢的精神，同样还具有法纪严明的文化自觉。
恪守忠诚、信守法治，纪律严明、执纪如铁，是我军历经千锤百炼后积淀而成的红色传统和文化基因，由此凝练而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队法治文化是“抢不走的财富”“薪火相传的精神”。经过革命战争的硝烟和和平环境的考验，如今，我军的法治文化建设已不止于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已然成为融外在约束和内在自觉为一体、融法治体系与法治实践为一体的作风底色和文化传统，在强军征程中，不断荡涤精神尘垢，滋养强军之基，感召奋勇精神，凝聚强军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