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说理要具体，就是要把大道理具体化，就事论理，而不是单纯地围绕具体问题“就事论事”。
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分析问题，而不是就事论事或用一种“小道理”去回答另一种“小道理”。比如，有的批评战士中存在的“当兵吃亏”思想，不是着重讲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战士尽义务的意义，引导战士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而只是简单地对比经济收入，算个人得失帐，这就难免有片面性和副作用。这样说，并不是“小道理”不可以讲，问题是“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如果就事论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离开大局利益而专讲个人得失方面的“小道理”，该讲的基本道理也不讲，那就可能把理讲偏、讲歪。“就事论事”顶多能管一阵子，而“就事论理”则能够省得久远。因为“就事论理”不是言之无物的泛泛空论，而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战士遇到的但又不是“就事论事”可以回答的各种现实问题。这样的论理才能真正为战士所理解、所接受并化为行动指南。
（三）说理要入情。就是要站在战士的位置上，设身处地的为战士着想，以炽热的革命之情去说理，教育和开导战士。
说理教育是对人的教育，而人是有感情的。因此，说理必须有“情”，即干部要有平等待人，与人为善的诚恳态度，研究战士的兴趣和需要，反映战士的愿望和呼声。但是，这种人情的说理并不是丢掉原则。迎合落后意识的温情，“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私情，使说理教育变成、“讨好”。我们所讲的“情”，离不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之情；离不开对敌人、对坏人坏事的憎恨之情；离不开同志情、战友情。比如。当前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空气越来越浓，战士中的民主意识也普遍增强；他们思想解放，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经常背着领导做一些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谁说就和谁争论，甚至找领导争个我是你非。怎样看待这一新情况？不能不加分析地都说成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而要循循善诱，讲清什么是正常的民主生活，引导战士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按照正常的民主生活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与要求，使我军三大民主的优良传统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扬光大，这样，既不是无原则的迁就，又符合战士的思想和感情的要求，使他们听起来理直气顺，易于接受。
（四）说理要有新意。就是力求讲出新道理，而不是“现成话”照搬和“老话”重弹。
所谓新意，是指说理内容虽然比较老。或者只有部分内容比较新，经过独立构思。抓未曾讲到的程度，讲到战士的心坎里。文件上和报刊上的“现成话”和别人已经多次讲过的老掉牙的道理，不要再重复，而应该结合新形势，开辟新侧面，选择新角度，穿插新事例，力求突破原有的深度和广度。这样，说理才容易深刻，使战士受到新的启迪。俗话说：“不用别人句，只用别人意，能造别人所不到处”。要把“现成话”加以改造、“活化”，用自己的语言讲出来。这样说，并不是“现成话”不能讲了；而是因为“现成话”人所共知，在各种场合均可，“通用”，不易引起战士共鸣。
当然，说理是否正确、充分。有力。主要不是说理方法技巧问题，而取决于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实践经验，取决于思想和理论根底。而思想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又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需要我们平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决心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自己。只有肯下功夫，说理才有硬功夫，真功夫；真正使说理教育取得最佳效益。
三、教育引导要力求“零间隔”。经常性思想工作贵在经常，也难在经常。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要坚持打好主动仗，善于抓住各种有利时机和场合，及时进行教育引导，真正使教育引导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首先，要准确把握时机。由于战士在实现生活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具有随机性、隐蔽性，这就需要我们干部在现实生活中不停地进行“扫描”，用心捕捉容易引起官兵思想变化的各种时机，特别是利益关系调整、兵员补退、部队外训、探家前后、遇到挫折、问题初露、家庭变故等时机，都要适时做好教育引导工作，及时消除官兵思想上的疑虑和困惑。其次，要搞好结合渗透。切实把经常性工作渗透到执行各种任务和日常生活，针对可能出现的思想问题，及时搞好思想引导和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