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 朴素的理
■王 爽
母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她没有机会上学，只在弟弟上学时陪读旁听了两年——没有书本和文具，仅认识了一些字，学会了简单的数学运算。
1950年，15岁的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担任村妇联主任、乡团委书记等职务。平日里，母亲经常早出晚归。除了组织乡亲们耕种、卫生防疫等，她还常常在村里或去乡里开会。母亲能吃苦，工作表现突出，多次受到各级组织的表彰和嘉奖。在我们当地，曾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吉林有个刘素范，组织群众搞生产……”1953年，母亲被评为“吉林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
母亲在乡里工作几年后，生病一直未能治愈，便辞去工作，回了农村老家。回到屯子后，她一直是乡亲们的主心骨。谁家遇到大事，都会请她想办法、拿主意；生产队遇到棘手的事，也会来征求她的意见。
有一年夏天，一支部队拉练路过我们屯。当时天色已晚，官兵打算在屯子里住宿。把几百名官兵安排在一个仅有200多人口的屯子里，民兵连长有些束手无策，便来找母亲拿主意。母亲当即说：“不能让咱子弟兵没有休息的地方。炕铺不够没关系，咱马上动员各家各户搭板铺。”
母亲和民兵连长分工，一个动员前街，一个动员后街，各家纷纷用桌椅板凳在室内搭床铺，很快就解决了部队官兵的住宿问题。
母亲心灵手巧，手脚麻利，针线活在屯子里数一数二。我家有一台缝纫机，是母亲当村干部前在裁缝铺当学徒时用的。农闲时节，母亲总是最忙的。张家求她做一件褂子，李家请她做一条裤子，她的缝纫机旁总是堆满了衣物。母亲给乡亲们做过的衣服不计其数。她不仅无偿帮忙，还常搭些兜布、扣子、棉线等。她说，只要大家爱穿，她就高兴。
母亲共生育了我们兄弟姐妹5人。1989年秋，54岁的母亲被确诊为乳腺癌。其实，她患病已有好几年了，只是我们这些粗心的儿女并不清楚。母亲是个坚强的人，若非病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说的。直到她手术前，大夫喊我去签字，我才知晓她患的是乳腺髓样癌。
母亲一点也不慌乱，与同室病友有说有笑，还告诉守在一边的二姐和我不要害怕。
手术前一天下午，母亲把我领到人民广场中间的公园里，坐在长椅上，慢条斯理地把后事向我一一交代，叮嘱我好好工作，照顾好两个弟弟。
那天，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们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2个小时后，护士出来喊：“刘素范的家属过来！”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接过护士手里举着的输液瓶，随手术车进入护理观察室。我们轻轻将母亲抬到病床上。那浸满鲜血的纱布，从母亲的腋窝一直延伸到另一侧的肋下……
1990年9月，我到长春市某区人武部工作。母亲常常教育我：“端着国家的饭碗，再有贪心那就是傻了。”
前几年，有人提醒母亲：“现在有新政策了，凡是没有工资收入的劳模，政府都给发补助。”母亲和我聊天时说：“过去的档案材料，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时候的奖状很多，可惜如今只剩下一枚奖章。”
我说：“奖章怕不行，放在谁手里，不就成谁的了吗？”
母亲说：“当时怕发错了，都给我们刻上了名字。”
我接过母亲找出来的奖章，看到背面确实刻有她的名字，便说：“我找人问问吧。”
母亲说：“不行就算了，别给政府添麻烦。”
后来，我请朋友认真进行查证，在一本《吉林省建国初期大事记》的册子里，找到了参加那次表彰大会的劳模名单，母亲名列其中。朋友告诉我，到当地政府再开个证明材料就可以了。
我连忙赶回老家，按要求到村委会和乡政府开了相关证明。后经长春市总工会确认，给母亲落实了相关待遇，每个月发千余元的生活补助费，平时看病住院也有专项补助。母亲很高兴，多次对我们说，党的政策真好。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在县城或省城工作生活，母亲不习惯城市的喧嚣，一直住在屯子里。她要求我们，没事不要跑回屯子里看她，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每隔两周给她打一次电话，说说各自的情况就行了。
在屯子里生活多年，母亲积极参加基层党组织生活，为村里出谋划策……虽然年事已高，但她热心不改。2023年9月，88岁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如今，母亲的那枚奖章，在褪色的红绸布里依然锃亮。奖章上刻着她名字的笔画里，沉淀着半个多世纪的霜雪与荣光。她长眠在黑土地深处，却把一些朴素的道理种在了我的心里。我生命里所有的春种秋收，都是她未写完的信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