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气势磅礴、思想深邃、意境高远，每一篇作品的修辞亦可谓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充分体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融合。

修辞旨在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增强文章的艺术性和感染力。常见的修辞有比喻、对偶、拟人、引用、借代、夸张、排比、设问等多种手法。纵览已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比喻是其中运用较多的一种修辞手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毛泽东诗词中“比”的形态，可谓丰富多样且形象生动。

这里，我们不妨首先品读毛泽东诗词中堪称写景抒怀巅峰之作的《沁园春·雪》，来学习伟人如何运用“比”的艺术。词的上阕“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这两句，意即被皑皑白雪覆盖的高原及一座座起伏绵延的山脉，如同银蛇在舞动，又似一头头白象在奔跑。诗人用大写意的笔法把山势起伏的雄浑形态描摹得形象生动，把祖国的壮美河山诗意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又如，《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同样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在诗人看来，绵延不断的五岭、气势雄伟的乌蒙山，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细浪”“泥丸”而已，由此表现长征途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诗人用以物比人的手法贬斥了那些像“斥鷃”“昆鸡”的人，以“大鸟”和“老鹰”作喻，赞颂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罗荣桓同志以及一切真正继承捍卫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忆秦娥·娄山关》词末“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两句颇为经典的比喻。在诗人眼里，远处的苍山，峰与峰相连，极目眺望犹如“倒海翻江卷巨澜”一般，故才有“如海”之喻。“残阳如血”字面上描写的是快要落山的夕阳好像鲜血一样殷红，深层次表达的是作者对红军战士流血牺牲赢得战斗胜利的深情礼赞。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曾经说：“比喻是天才的标识。”以上示例充分说明，毛泽东不愧为活用比喻的大家。诚如他自己所言：“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

对偶也是诗文创作中的一种常用修辞手法。对偶的运用可以增强语言的节奏感和诗句的对称之美。毛泽东诗词中的对偶句亦很多。我们不妨以《沁园春·长沙》为例，去领略该词中对偶句子的韵律之美。其中，“鹰击长空”与“鱼翔浅底”，“指点江山”与“激扬文字”均属对偶句式。诸多对偶句子的妙用，极大增强了这首词的艺术表现力。

除此之外，诸如读者耳熟能详的“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七律·长征》），“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菩萨蛮·黄鹤楼》），“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七律二首·送瘟神》），“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七律·和周世钊同志》），“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七律·冬云》），“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卜算子·咏梅》），“风樯动，龟蛇静”（《水调歌头·游泳》）等，均不失为气象万千的对偶修辞佳句。

拟人是把事物人格化的一种修辞方法。拟人化的写法可以使作品更加生动、形象、具体。《卜算子·咏梅》中“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以梅花先是“不争春”、继而“丛中笑”的拟人化描写，把革命者胸怀天下、奉献人民的崇高品格，刻画得形象又到位。

另外，《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枯木朽株齐努力”、《念奴娇·昆仑》中“阅尽人间春色”、《沁园春·雪》中的“欲与天公试比高”等，均被诗人赋予了丰富的思想情感。

引用是汲取、借助他人的智慧和表达，以增强自身作品感染力和说服力的一种修辞方法。毛泽东以古为今用、批判吸收的眼光，在诗词作品中灵活化用、妙用了历史上诸多文学成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天若有情天亦老”是对唐代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诗句的引用，作者妙用该句古诗不着痕迹，不同凡响。《贺新郎·读史》中“上疆场彼此弯弓月”中的“弯弓月”是对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的省略性引用。《浪淘沙·北戴河》中“萧瑟秋风今又是”是对曹操《观沧海》中“秋风萧瑟”的倒装性引用。《沁园春·长沙》中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则是对《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旱麓》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创造性化用。诸如此类，都是毛泽东古典文学功底的生动注脚。

除了以上几种主要的修辞手法之外，毛泽东诗词中的修辞运用还可列举其他许多种类，我们不妨在此挂一漏万地举例作一赏析。

设问是常用于表示强调作用的修辞方法。作者先提出问题，再自问自答，有助于引人注意，启发思考。在《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中，“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两句一问一答，问句力敌千钧，答句气势豪迈，让一位威风凛凛的革命者形象跃然纸上。

夸张是对描写对象的特征、作用、程度等方面着意夸大或缩小，以升华情思、增强表达效果的修辞方法。《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天兵怒气冲霄汉”把红军将士高昂的斗志渲染得淋漓尽致；《蝶恋花·答李淑一》中，诗人以“泪飞顿作倾盆雨”，想象两位英烈听到革命胜利消息后喜极而泣的神态，具有强烈的艺术张力和感染力。

作为语言大家的毛泽东，在诗词中运用修辞，常常不限于单一手法，许多时候都是多种手法并用。例如，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诗人采用了拟人、比喻和对偶的修辞手法。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诗人同样是夸张、比喻、引用手法并用。深谙中国古典文学的毛泽东，在这两句诗中分别引用了唐代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的典故和唐人韩愈《调张籍》中的诗句。

总之，一代伟人诗词中的修辞手法多种多样、精彩纷呈，一篇文章自然难以一一穷尽。毛泽东对修辞手法的潜心运用，既源于他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炽热情怀，更源自他诗意人生的不懈追求。据史料记载，直到晚年，毛泽东仍在修改一些写于早年的作品。

学习赏析毛泽东诗词中高超精妙的修辞手法，对于我们提高文字表达能力和文学鉴赏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