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诗歌新境界
——毛泽东诗词对于当代诗歌的启示
■李少君
1957年《诗刊》创刊号刊登毛泽东同志18首诗词，是轰动性的诗歌事件，也是社会事件和历史事件。诗人毛泽东的形象从此更加深入人心，后来引发国际范围的热潮。那个年代，我认识的很多哥哥姐姐都能将毛泽东诗词倒背如流。我试图从下面几个角度谈谈我对毛泽东诗词的理解和认识。
诗歌的人民性
五四精神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人民性。
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五四运动后，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
毛泽东在北京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语言上全面白话化。他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演讲，动员能力、感染能力、宣传能力前所未有。这也体现在他编辑的《湘江评论》中。他后来到了延安，更是有意识地推动语言的群众性、人民性。《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是有针对性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化了人们对诗歌人民性的理解。延安文艺界在毛泽东讲话的带动、指导下，全方面走向民众。赵树理、孙犁等的小说，李季、阮章竞的民歌体叙事诗，冼星海、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以及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作的歌剧《白毛女》等，形成一个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宣传深入人心，革命歌曲、革命口号，鼓舞人心。
毛泽东很早就重视诗歌的人民性，他反复强调，“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也表现在毛泽东对诗歌语言的使用上。他大量使用口语，所以他的诗词朗朗上口、妙趣横生，比如“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等。
毛泽东的诗歌语言接地气，老百姓都能听得懂。他用通俗易懂的词汇，始终充满激情地书写，即使是在最艰难时期，也写下“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诗句，充满了胆识和英雄气概。
毛泽东的语言通俗幽默，巧妙用典，这在其诗歌中比比皆是。这对新时代的诗词创作有着丰富的启示。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文学和诗歌。只有这样的文学和诗歌，才能更好地提神振气、凝聚人心，汇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人诗互证 诗史互证
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和个人魅力，有人认为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来自其诗歌。
毛泽东诗词，形象地呈现了其个人情感、情怀和胸襟。无论是“诗缘情”还是“诗言志”，毛泽东诗词都直接显现了独特个性。
诗歌就是要真实地呈现自我，无论是抒情，还是言志。“修辞立其诚”，诚就是实，真实无妄、坦诚无伪也。这样的诗歌，才能人诗互证，凸显诗人的本色、诗人的情感，从而呈现诗人之真形象、真精神。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和《沁园春·雪》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沁园春·长沙》写于1925年，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一首诗词。作品中呈现的年轻毛泽东的形象，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青年。
《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2月，是毛泽东的著名词作之一，以磅礴气势展现了诗人的抱负、情怀。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毛泽东诗词中，如果说体现人诗互证的是抒情诗，那么，体现诗史互证的是叙事诗。很多人都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时间、地理、人物、情感等元素，均保留在诗中。
革命进程中的很多重要历史，大都留痕于毛泽东诗词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其长征诗歌，如《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等。长征时期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期，他完整地用诗歌记录了伟大长征。
《忆秦娥·娄山关》写道：“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七律·长征》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长征途中，真正在现场写下的诗歌，做到了诗史互证。诗作具有历史的现场感、鲜明的时代性，记录了伟大的历史事件和生动的细节事实。
基于传统再创造
毛泽东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后来，他又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实际上，毛泽东才是真正将古典、民间和现代结合起来，极具创造性的诗人。他通过改造旧形式、创作新内容，做到了新旧结合。他把旧体诗写活了，尤其是写新中国新气象的一些诗作。这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二个高潮，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0年到1960年期间，他的诗既古又新。比如《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等。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毛泽东诗词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水调歌头·游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浪淘沙·北戴河》）、“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二》）等，用旧体诗写新时代、新事物、新事件，反映全新的感受，因而体现出新鲜感。所以，新诗、旧诗，都可以记录新时代。
学者贺桂梅在《毛泽东诗词与当代诗歌道路》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诗词最独特的地方，在其“古”与“今”“传统”与“现代”混融而成的特性。其读者层广泛覆盖旧体诗词爱好者群体、新文学受众群体和社会主义当代文学实践群体，称其为受众最广的作品也不为过。广泛的受众群也意味着，毛泽东诗词具有某种超越古典、现代、当代而又同时涵纳三者成分的混融特点，它创造的是一个极其独特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有着“古典中国”的样貌，但又是“现代性逻辑”的构造物，同时更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化身和主观镜像。它从古典中国生发出来，又越出了五四新文学的视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构建了革命中国和文学的当代性内涵。简单地称之为“旧”或“新”，都不足以诠释其独特性。如何阐释毛泽东诗词这种古今混融的特点，事实上不仅是如何理解当代文学与当代诗歌道路的难题，也是如何评价世界史意义上的中国文明独特性的一大挑战。
贺桂梅的这些观点，从一定意义上总结了毛泽东诗词对于当代诗歌的启示和意义。
（作者系《诗刊》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