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上调国防预算严重冲击欧洲安全
■季澄
3月以来，北约举行一系列军事演习，演习地域从北极地区延伸至地中海。图为北约国家军人在立陶宛参加“格里芬闪电”军演。资料图片
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各成员国围绕国防开支标准等问题展开磋商。资料图片
近期，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各成员国围绕2025年后国防开支标准展开磋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声称，鉴于北约目前面临的紧迫安全形势，各成员国应将年度国防开支占本国GDP2%的预定目标视为“最下限”而非“最上限”。
在俄乌冲突呈现长期化、复杂化的背景下，北约抬高国防开支标准、持续加码对乌军援的做法，不仅将激化冲突局势、不利于早日实现“停火止战”，更会对欧洲地区安全局势造成严重冲击与破坏。同时，欧洲“战略自主”进程也将因为美国及北约的战略裹挟而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
占GDP2%不再是“最低目标”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北约成员国曾同意在2024年将军费占各自GDP的比重提升到至少2%。但在具体执行中，各国的步调与节奏不尽相同。美国对部分欧洲盟友搭安全“顺风车”的做法十分不满，多次进行指责。
不过，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一向对增加国防开支消极的欧洲国家开始转变态度，竞相增加国防开支。据北约官方统计，2022年北约年度国防开支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预计至少有19个成员国的国防开支将在2024年超过GDP2%，接近北约全部成员国数量的三分之二。
具体来看，美国、德国、法国是北约上调国防开支标准的重要推手，是舆论上的“造势者”和行动中的“领头羊”。目前，美国年度国防预算占本国GDP比重高达3.5%，不仅远高于北约设定的2%的最低标准，更超出其他所有成员国军费开支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在今年1月表示，为推进法军以适应未来高强度冲突为基准的转型建设，将把2024年至2030年的国防预算总额提升至4130亿欧元，较上一个七年周期增长约三分之一。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要求将2024年国防预算增加100亿欧元，以应对俄乌战事产生的额外支出，并称2%的开支标准仅应作为北约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基础，这显然在为后续追加资金投入造势。
部分东欧、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成为北约增加国防开支的积极“响应者”。据北约消息人士透露，波罗的海三国和相关东欧国家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期间，主张将开支标准占GDP比重由目前的2%提高至2.5%。其中，波兰将把2023年国防预算在GDP中的占比提升至4%，较2022年的2.4%显著跃升。一旦计划落地，波兰将成为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GDP份额最高的国家。而丹麦为增大国家财政在国防预算上的回旋空间，也采取超常规举措，决定自2024年起将本国传统宗教节日“大祈祷日”改为普通工作日，以便将节省的30亿丹麦克朗（约合4亿欧元）用于国防支出。
不过，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国更倾向于构建与本国经济情况相适应的国防预算体系，依据自身实际调整国防开支在GDP中的比重，属于“稳健派”的代表。例如，比利时国防大臣公开表示，愿向占GDP2%的国防开支目标迈进，但不会在2024年完成。
美国借俄乌冲突给欧洲套上枷锁
尽管在实现国防开支占GDP2%的具体时间点上存在分歧，但不可否认，在俄乌冲突平息曙光未现的当下，增加国防开支已成北约各成员国的普遍共识。
冷战结束以来，欧洲不是没有抗拒或故意拖延过美国增加北约军费的要求。事实上，冷战后北约中的欧洲成员国大多削减了国防开支，这令美国颇为不满，特朗普政府时期这一问题甚至引发美欧“舌战”。不过，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美国成功给欧洲盟友重新套上了枷锁，让其在安全困境和价值观的双重逼迫中，步步退让，最终走上美国为其预设的道路。
俄乌冲突爆发4个月后，北约发布《北约2022战略概念》文件指出，大国竞争及由此引发的周期性动荡正深刻塑造北约的安全环境。该文件还将俄罗斯定义为北约“最大且直接的威胁”。这种对于当前和未来战略环境的认知，无疑为增加军费做好了铺垫。
随着俄乌冲突的加速演进，北约意识到其弹药库存及国防工业产能已难以满足乌方日益增大的需求，尤其是大口径弹药的生产周期已从原先的12个月延长至28个月。为此，北约亟需追加国防开支来弥补自身武器弹药供应链方面的不足，避免在与俄方的“后勤消耗战”中落败。这也成为北约增加国防开支的重要原因。
为将盟友牢牢绑上自己的战车，美国不仅贩卖焦虑，还反复敦促盟友增加军费。在此次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希望与盟友在今夏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一项新的国防投资承诺达成协议，以共同升级联盟防御计划、提高部队战备水平。
“拱火浇油”势必加剧安全风险
对美国来说，鼓动盟友提高国防预算能有效减轻其在欧洲方向的防务负担，转而将更多资源投向印太，不失为一种以“低成本、高效率”方式维持对欧安全事务主导权的办法。但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来说，无论美国如何渲染当前的安全威胁，真正提高国防开支仍面临诸多困难。
俄乌冲突产生严重的溢出效应，其带来的能源危机、通胀危机和粮食危机，让不少欧洲成员国的财政捉襟见肘。这种情况下一味追加国防支出，必然会挤占其他方面特别是关系民生的各种支出，从而动摇政府执政根基。近期在德、法、意等国此起彼伏的反战示威活动中，民众纷纷喊出“要工资不要武器”的口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终究只是俄乌冲突之下的“应激反应”，其虽然暂时被裹挟在美国的战车上动弹不得，但并不意味着会长期无条件地迎合美国的霸权考量。对于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来说，强化欧洲自主防御能力才是其首要关注事项。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大国竞争”战略的捆绑下，北约的“亚太化”“全球化”倾向愈发明显。这或将在美欧间以及欧洲国家内部就国防开支问题埋下分歧的种子。
此外，北约通过提高国防开支升级对乌军援频次与等级，特别是对乌提供重型武器的“拱火浇油”行为，势必引发俄方强烈回应并加剧战争升级风险。年初，美、英、德三国相继批准对乌提供“艾布拉姆斯”“挑战者2”和“豹2”主战坦克及相关人员培训，就激起俄政府和学界人士广泛谴责，称西方此举是“极其危险且荒谬的决定”，将把西方与俄对抗推向新高度。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