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会师：红一方面军从这里走来
■杨韬 栗振宇
矗立在湖南省浏阳市永和镇李家大屋前坪的“永和会师”雕塑。 黎 浩供图
“会师”，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军相对弱小，红军之间的会师常常带来革命力量的增强，随之带来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和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记录着这样一次重要会师：“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这段表述足见这次会师的重大意义——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在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红一方面军，正是从此时开始迈向新征程。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红军两大军团的这次会师？他们为何会选择在永和会师？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在湖南省浏阳市永和镇，我们的目光停留在红一方面军成立旧址——李家大屋。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夏，国内外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局面。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爆发，战线绵延数千里。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近3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多次“进剿”和“会剿”，至1930年3月，已发展壮大至13个军，6.2万多人。10多个省的许多分散的革命根据地也因红军力量的壮大，逐步发展为连片的苏区。
随着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各地红军乘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之机，广泛开展攻势作战，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为此，1930年4月，中央军委发布《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红军要“集中组织，统一指挥”“为适应斗争环境各军协同动作起见，必须成立军团以上的统一指挥机关。”此后，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明确红军应组建正规兵团，实行“军以下有师、团、营、连、排、班的编制，各军都采取三三制的编配法”。
革命形势的恢复和好转，让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错误认为，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在6月1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及集中主力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然而，这个决议因为脱离实际、难以实现，而不被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
若干年后，朱德在接受美国作家史沫特莱采访时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
6月19日，在闽西汀州，毛泽东和朱德按照新的编制原则将红4军、红6军、红12军整编为红军第1路军（不久改称红1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1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红1军团成立后，奉命“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与此同时，担任新成立的红3军团总指挥的彭德怀认为，攻打武昌是军事冒险主义，不能马上执行。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先消灭鄂东南各县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为攻打武汉做好准备。6月13日，红3军团攻打大冶县城，并乘胜追击，一举攻占黄石港、鄂城，直接威胁武昌。
文家市大捷
历史，往往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2020年8月，纪念红一方面军成立90周年暨第六届湘鄂赣苏区历史研讨会在湖南浏阳举行。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是“水到渠成”。
所谓“水到渠成”，既是“顺势而为”，亦是“灵活机动”，归根结底是“实事求是”。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里，清晰记录了红1军团、红3军团会师前的动态。
红1军团从汀州向南昌进军时，根据敌情变化，灵活选择进攻路线。毛泽东、朱德先是定下“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计划。随后，审时度势，西渡赣江，在8月1日当天，派少数部队攻击南昌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
在撤围南昌转移途中，红1军团总指挥部从搜集到7月底8月初的报纸上获悉，长沙已被红3军团攻陷。为支援红3军团，并求得打开湘鄂赣边地区的斗争局面，红1军团决定由江西安义、奉新地区向湖南挺进。
红3军团贯彻“会师武汉”的指示时，同样根据自身实力“避实击虚”，先是扬言进攻武汉，调开岳阳绝大多数的守军后，一举攻占岳阳。随后，主动撤出岳阳，在平江休整改编后，又抓住长沙守备空虚的战机，在平江、浏阳地区数十万工农群众支援下，连打4个胜仗，成功攻占长沙并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国民党反动派急忙调兵遣将，动用数倍于红军的优势兵力抢夺长沙。红3军团只得撤出长沙。
湖南军阀何键复据长沙后，立即部署重兵三路追击红3军团。8月18日，其右路的戴斗垣部突进至湘鄂交界的文家市、孙家塅一线，公开叫嚷“围歼红3军团”“血洗文家市”，并实行惨无人道的清乡，企图置红3军团于死地，进而向宜（春）、万（载）、萍（乡）红色革命根据地进攻。
此时，这一孤悬在湘鄂边的敌军，离红1军团所在的万载县黄茅地区仅30里地。毛泽东、朱德判断：“此次敌人深入赤色区，我们赶至他们前面，他们还不知道，而敌人在屡次失败之后，消灭此敌是可操胜券的。”红1军团连夜发出奔袭文家市、围歼戴斗垣旅的命令——黄公略率领的红3军从慈化高升岭正面主攻，红4军和红12军则分别从黄茅、桐木出发，担任左右两翼的包抄任务。
20日拂晓，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文家市战斗正式打响。在主攻方向，红3军多次进攻都被守敌重机枪堵击受挫。第1纵队纵队长柯武东手举大刀，冒死猛冲，击毙敌机枪手，迅速夺取高升岭、棺材岭敌主阵地。就在柯武东指挥部队从山上往山下猛打猛冲、乘胜追击时，不幸腹部中弹，血流如注，肠子也淌了出来。他将肠子塞进肚里，用绑带扎住伤口，继续指挥追击，最终因失血过多，英勇牺牲。
战斗结束后，红军和文家市民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为褒扬英雄的光辉业绩，当时的边区苏维埃政府决定，将柯武东战斗过的文家市一带和宜春市慈化区（今袁州区）更名为武东区。
文家市大捷，红1军团一举歼灭敌第3纵队3个团又1个营及1个机枪连，俘敌1000余人，毙伤约1000人，毙敌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缴获各种枪1500余支（挺），是红1军团成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次大捷，也客观上为红1军团、红3军团胜利会师组建红一方面军创造了条件。
地利人和，选择永和
一条大溪河，宛如一条碧绿的腰带，从浏阳市永和镇穿镇而过。坐落在河边100多米远的李家大屋，静静地矗立在那里。
据记载，这幢修建于清朝嘉庆年间的大屋，占地50亩，共有房间100余间。1930年8月23日，这栋当时作为中共浏阳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县赤卫军司令部办公处的大屋，迎来了一段永载史册的红色记忆。
“第一批红军到达永和时天还没有亮，为了不惊扰百姓，士兵们都睡在马路上或屋檐下。第二天凌晨村民早起，才发现到处是红军。”这是当地村民熟知的红军永和会师的故事。
“我父亲原系红军战士，经历过红一方面军成立的大事，他清楚记得当年毛泽东曾住大屋西侧一间厢房里。当时部队戒备森严，大门外到处架设机枪，桥上也架了机枪，有好几万人，分散驻扎在李家大屋等地。当年毛泽东脚穿草鞋，头戴斗笠，坐在该大屋第二进即中栋一块天然黄色卵石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浏阳市文物管理局档案中记载的李家大屋第16代继承人李自民老人对永和会师的印象。
就在这间大屋里，红1军团、红3军团前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委。
“地利人和，选择永和。”在熟知浏阳革命史的现任浏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之俭看来，红一方面军这样一支英雄部队在浏阳永和镇成立，绝非偶然。
从地理环境看，永和镇往东可突至湘赣边大围山的深山里，往西可进攻浏阳、长沙，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当时，浏阳良好的群众基础、组织基础，也为红一方面军成立和发展提供相对优越的环境。尽管地处偏僻山区，浏阳很早就处在革命斗争的前沿，共产党员、人民群众和革命青年久经斗争洗礼，有着很高的革命热情。
与此同时，红1军团、红3军团本身也都与浏阳有着紧密的联系。红1军团的前身之一就是从浏阳走出去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红3军团所属的红5军、红8军、红16军均在湘鄂赣边成立，官兵中的浏阳子弟也不少。
红一方面军在永和成立后，中共浏阳县委根据毛泽东“补充军实”的指示，选送了一批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及革命群众参加了红一方面军。
唐亮、孔石泉、张翼翔、饶子健、张藩、石敬平、江文、黄曹龙、李信、黎东汉、苏鳌、何志远、黄霖、曾涤、杨世明、戴文彬，如今的李家大屋里，专门展陈着当年在此地加入红一方面军的16位浏阳籍开国将军。开国上将唐亮生前常对子女说：“和我一起参军的人有二百多个，但看到胜利的就只有二三个了。牺牲的同志中有很多比我能力强，我们活下来的人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红一方面军的重要贡献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决定第二次攻打长沙。毛泽东于1930年9月17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为指挥一、三两个军团起见，已由一、三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公开组织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可见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是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为便于指挥而自发落实中央军委“集中组织，统一指挥”指示组成的。
时任红1军团参谋处处长、后来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郭化若回忆道：“永和会师后，一、三军团统一指挥的问题解决了。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后来粉碎敌人一、二、三、四次‘围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党史专家陈晋看来，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建军治军原则，使古田会议中有关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作风等方面的要求，在红军中得以普遍遵循和创造性实践。
此后，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南征北战，使得中央苏区持续巩固和扩大。同时，“朱毛红军的经验”被推广到全国各地苏区，极大地促进了其他许多根据地与红军的建设和发展。长征中，作为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一方面军成为捍卫党中央的钢铁长城。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又先后取得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红一方面军几经整合，其种子部队在各个战场始终发挥着主力军和中流砥柱的作用，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红一方面军作了这样的评价：“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现在，在湖南省浏阳市永和镇李家大屋的前坪上，有一座 “永和会师”雕塑——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四人并肩站立，目光坚毅。他们的身后，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