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人，一束光
“我们隔空拥抱一下吧。”
2020年春天，武汉火神山医院外，准备出院的患者已登车。穿着厚重防护服的“大白”，张开手臂，护目镜下是早已哭红的双眼。
“大白”，是来自“白求恩医疗队”的医疗专家赵玉英。
除夕夜，赵玉英在“请战书”上按下手印。背起行囊，来到集结区域，和战友们举起右拳宣誓时，赵玉英看见矗立在医院住院部楼前的白求恩雕塑正向前挥手。“那一刻感觉特别踏实”她说。
赵玉英还是小女孩时，在课堂上学过《纪念白求恩》。那时，她心里就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赵玉英对这句话印象深刻，现在还能流利地背出来。
高考后，赵玉英如愿进入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一次上课，老师组织大家测量血型。当结果显示为O型时，赵玉英“高兴得要跳起来”。能和白求恩是同一个血型，能当“群众血库”，那是多幸运的事！
毕业时，成绩优异的赵玉英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去北京读研究生，一是穿上军装，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
赵玉英选择了后者。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创建于抗战初期。白求恩以身殉职后，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晋察冀军区将后方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走进白求恩曾战斗过的医院，赵玉英感觉既兴奋又荣幸。
一次聊到来医院的初衷，赵玉英得知室友张笋也是为“白求恩”而来，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战友加“闺蜜”。
随后的日子，一同赴非洲参加人道主义医疗救援联合行动，一同参加卫勤力量野战比武，一同参加“白求恩医疗队”下乡义诊活动，两名女军医的战友情谊愈发深厚。
2012年，一个晴天霹雳在赵玉英耳边炸响：张笋被确诊患有脑胶质瘤。
张笋签下了一份器官捐献意向书，想把生命的能量传递给更多人。为了确保肝肾功能不受损害，能够给受体留下更多时间，她悄悄停了化疗。
生命的最后3个月，张笋躺在病床上，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剧痛。
病房外，赵玉英的手抬起来，贴到房门上，最终又放下去。她怕看到病床上那张强忍痛楚的面庞，也怕自己不争气，只会掉眼泪。
“张笋心脏停搏的证明书，是我签的字。我送了她最后一程。”赵玉英眼眶红了。
签字那天，云层压得很低，闷得赵玉英喘不过气。回到办公室，她呆坐到深夜。手机相册里，张笋的笑容明媚依旧。
人生，能够照亮某个角落就够了。张笋去世以后，双肾和肝脏分别移植给3名患者，延续了他们的生命。
“我不是多么伟大的人，我只是做白求恩传人应做的事。”张笋生前曾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