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白求恩医疗队”——
一个人 一面旗帜 一种精神
■李英超 解放军报特约通讯员 崔寒凝 刘会宾
入夜，河北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门诊大楼的灯依然亮着。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急诊室的大夫们开始与死神赛跑。
在这座以“白求恩”命名的军队医院里，人们总能看见穿军装的白大褂们救死扶伤。
“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1938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华救死扶伤。在延安，与毛主席见面后，白求恩要求一定要上前线。
“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换上八路军军服，白求恩一到晋察冀根据地，就请求聂荣臻给他派遣任务。
于是，这挺“机关枪”挺立在破庙中的手术台上，出现在山西省五台县的“模范医院”里。直到离世之际，白求恩还坚持看完最后一名病人。
1939年10月，白求恩在前线为伤员做手术。吴印咸摄
一块阵地，一种基因
大多数人对白求恩的了解，都始于小学语文课本中那篇《手术台就是阵地》。
“在离火线不远的一座小庙里，白求恩大夫正在给伤员做手术。他已经两天两夜没休息了，眼球上布满了血丝……白求恩大夫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了六十九个小时。”
1938年1月，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跨越艰难险阻来到中国。到达八路军根据地后，白求恩带人扩建医院，建成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一支野战卫勤力量应运而生。
从此，“白求恩医疗队”的旗帜便一直伴随着它的战斗基因飘扬到今天。
2019年秋天，野战医疗队队员宋琦参加跨区演练。加入“白求恩医疗队”近20年，宋琦参加过很多次演训活动。但是，这次演习不一样。
第一天，宋琦就嗅到了“火药味”。
“坏了，走错路了！”拐入路口，宋琦对照地图和建筑物，越看越不对劲，急忙喊停。
车队原路返回，宋琦发现相邻不远处还有一个路口。“可地图上只有一个路口。”宋琦恍然大悟：原来，第一个路口是“烟雾弹”。
到达营地后的任务更“惊险”——
医疗后送车一下就运来20多名“伤员”，重症轻伤混在一起，坐了满满一地。军医和护士一共才5个人，大家忙里忙外。
这时，一名“轻伤患者”引起了宋琦注意。治疗期间，他一直观察营区环境，还在地上画着什么。问诊时，他思路清晰，对伤病临床感受的叙述非常完整，还反复询问是否有特效药。
病床紧缺时，这名“伤员”还挣扎起身，为其他伤员腾让病床。
当这名“伤员”趁机坐在物资储备帐篷附近，把手伸进衣服里找什么东西时，宋琦一下子反应过来。
“不好！”顾不得多想，宋琦飞身扑上去。经过一阵激烈搏斗，“伤员”被制服……
宋琦胳膊擦伤了，手心里都是汗。当年博士生毕业答辩，站在6名专家面前，他都没这么紧张过！
原来，一名“敌对分子”伪装成“伤员”，混进了后方医疗所。好在发现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一支诞生在战火中的医疗队，“白求恩医疗队”一边战斗一边救死扶伤的故事，宋琦听过很多次。
时针回拨到1938年，晋察冀边区。时年16岁的卫生员张业胜成为白求恩大夫的助手，一直到白求恩病逝。
行军途中、打仗间歇，年轻的张业胜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医疗知识。1945年秋，张业胜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二分院院长。3年后，他又升任兵团第二兵站医院院长。
为配合作战行动，张业胜汲取白求恩创办“流动医院”的经验，将100多名医护人员分为两个医疗队，一组负责收治重伤员，另一组负责收治轻伤员和内科病人。
兵站医院“建在牲口背上”，一头驮着药品和医疗器械，一头驮着篷布，就地展开就是“手术室”……
“敌”袭警报骤然拉响，刺鼻的发烟弹直接把宋琦呛出眼泪，拉回现实。
医疗队接到撤离指令，可现场还有10多名伤员。担架有限，4名女护士一咬牙抬起病床和伤员就跑。
路上，护士张微微被石头绊倒。来不及查看伤口，她又一手抬起床腿，摇摇晃晃向后送车跑去。
上车后，宋琦给张微微查看伤口。她的膝盖已经肿成大包，小腿也不能回弯。“幸好是最后一个课目，我完成任务了！”张微微松了一口气。
启程返回前，宋琦把“白求恩医疗队”的队旗摘下，仔细叠好，放进背囊里。
队旗下，是一沓写着“优秀”的考核评定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