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特稿：红军妈妈的两次长征
■傅晓方
我的妈妈。（1965年摄于武汉）
我的养母岳琴是从四川大山里走出来的女红军，她的经历和人品都受到大家的敬重。人们除了称呼她的职务之外，还常常亲切地叫她“岳老太太”，每当这个时候，她总是慈祥地微笑点点头。温柔恬静的眼神和洁白整齐的牙齿还能让人依稀看到这个“川妹子”当年的美丽容颜。
1、妈妈就这样当上了“红小鬼”
我永远忘不了妈妈参加红军的故事。1934年春天，红四方面军路过妈妈的家乡四川省通江县，动员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参军。那时当地群众并不知道什么是红军、红军是干什么的，只知道跟着红军有饭吃有衣服穿。在扩红时，19岁的舅舅报了名。而恰好红军出发时，舅舅去赶集卖柴没回来，乡里的干部就让妈妈“顶替一下”。妈妈说，那时她14岁，个子不到1.5米，体重才70多斤，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就跟着队伍走了，没想到这一走就走出了100多里地。开始的时候妈妈边走边回头，老是盼着舅舅能赶上队伍换她回去，但是舅舅最终没能赶上队伍。妈妈就这样当上了“红小鬼”，开始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妈妈与长征战友。（上世纪40年代摄于延安）
和所有经历长征并幸存下来的革命前辈一样，妈妈说能活着翻过雪山走过草地就是奇迹。妈妈回忆过雪山的经历，觉得很痛苦，因为有不少战友牺牲在那里。在海拔几千公尺的山上，常年积雪不化，寸草不生。寒冷地叫人感到浑身骨头都被冻酥了，好像随时会碎掉；严重的缺氧头要炸开一般的巨痛，气也喘不上来。妈妈说，战友们相互依偎、搀扶，一些大姐把她搂在怀里，帮她挡寒。因为坡陡路滑，有的战友滚下深渊，有的掉进雪坑被活埋，眼睁睁地看着战友倒下，只有流泪和心碎。说到过草地，最危险是烂泥潭，远看象一堆草，走过去一不小心掉进去越陷越深，救都救不出来。看着战友陷到泥潭里，转眼就没有了。妈妈总是忘不了她的同乡吴朝祥，“如果不是你吴妈妈背我，我早就没得啰！”
我后来看了许多关于长征的文学、影视作品，我相信妈妈说的这一切。我从内心感慨：包括我妈妈在内的所有女红军，她们是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啊！作为女人，她们的坚强超越了常人的想象，她们所经受的磨难和摧残超越了生命的极限。
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让妈妈经历了一次次生死考验，也锻造了她不畏牺牲，不惧艰险，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
2、妈妈上医大就像是“第二次长征”
上世纪40年代开始，妈妈开始在部队医疗单位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组织为了培养她，多次送她上学深造。1954年，妈妈进入重庆第七军医大学学习。由于妈妈从小家境贫苦，从未读过书，目不识丁。后来还是在延安参加文化补习班学习，才摘掉了文盲的帽子。50年代初，虽然妈妈也参加过医校培训，但底子仍然很薄。妈妈形容这次学习是自己的“第二次长征”。她说，刚开始就像读天书，很多东西听不懂也记不住。例如，解剖学里错综复杂的血管、神经、肌肉、骨骼，成百上千个名称需要记忆；还有药剂学中复杂的化学公式和一堆曲里拐弯的拉丁文……妈妈说，课堂上记不下来的，课后就向同学借笔记补抄。好在那时有几个学生兵的同学，文化程度高也很乐意帮助她。妈妈知道除了同学的帮助，更重要的是靠自己“强攻”，就是用死记硬背的笨办法。妈妈回忆，那时的重庆夏天又闷又热，蚊虫也多。晚上熄灯号响过之后，她就悄悄拿上小板凳，到校园里的一个宣传橱窗前背书。因为这里的灯是长明的。有时到了下半夜实在困了，她就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干辣椒，咬一口嚼一嚼，辣得嘴巴和舌头火烧般的痛，眼泪鼻涕一起流。妈妈原来能吃辣椒，但这以后也变得怕辣了。
我的妈妈。（上世纪50年代初摄于南昌）
妈妈为了记住人体解剖的部位名称，独自一人一次次去尸体标本室，一边看书、一边摸着标本上的肌肉和血管进行强化记忆。时间长了，手指头被福尔马林药水染得僵硬和麻木。后来，我在部队医院护士训练队学习，也有人体解剖学课。记得第一次走进尸体标本室，尸体标本给人视觉和心理带来的恐惧、福尔马林药水刺鼻的气味，让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女兵吓得眼睛都不敢睁，有的甚至吓得跑了出去，更别说用手去摸那些肌肉、骨骼了。对比妈妈的勇敢执着，真让我由衷的敬佩。妈妈就是靠着这种精神跟上了“大部队”。在毕业考试中，有多门功课取得了5分的好成绩（当年是5分制）。妈妈的“第二次长征”以胜利告终，她又一次展示了红军女战士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意志力！
妈妈的长征精神成为我宝贵的精神财富。1988年，凭着和妈妈一样的精神，初中毕业的我考上了武汉大学研究生并获得硕士学位。
3、那位战士在妈妈面前泣不成声，喊了声“岳妈妈”
从小到大我的印象中，妈妈很受大家尊重，威信很高，人们赞扬她用的最多的词是“好人”“好领导”。尽管岁月过去了几十年，妈妈的部下回忆起和她一起工作的往事，记忆依然那么清晰，说起来依然那么动情。
我的妈妈。（1954年摄于重庆）
1963年春天，解放军某部一名战士站岗时被蛇咬伤。送到急诊科时，他已经面如茶色且处于昏迷状态。当时医院没有抢救用的抗毒血清，求援的电话打遍了武汉当地各大医院，结果都一无所获。在这个万分紧急的关头，妈妈火速向上级领导汇报并提出建议：立即向广州军区部队医院求援！她的意见得到了支持，武汉——广州两地部队一场生命救援大接力开始了！妈妈的办公室成了指挥部，她通过广州的战友紧急寻找救治蛇伤的专家和抗毒血清。那日，她和同志们守候在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候消息，顾不上吃饭和休息。终于，广州传来了好消息：蛇王专家请到了，抗毒血清也有了！卫生部联系空军，迅速派专机护送专家和药品直飞武汉。
武汉王家墩军用机场，妈妈和两名医护人员早已在这里等候。专家走下飞机，妈妈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我们的战士有救了！他们从机场火速赶往医院，下了车几乎是一路狂奔冲进抢救室。
专家立即指挥用上抗毒血清。救命的药液一点一点输进战士的体内。1个小时过去了，战士的脸上慢慢泛起红晕。战士终于苏醒了，医护人员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周后，战士康复出院，部队为医院和门诊部送来感谢信和锦旗。那位战士在妈妈面前泣不成声，喊了声“岳妈妈”，然后站得笔直笔直地敬了一个郑重的军礼。
妈妈与战友。（上世纪60年代摄于北京）
4、武汉九峰山，茁壮的松柏护卫着妈妈的英灵
多年来，妈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不铺张浪费，平时穿着也很简朴。如果不了解的人恐怕还以为她“小气”呢！但我知道，妈妈自己很节俭但对人很大方，特别是对有困难的人特别愿意倾囊相助。
我上初中的那年夏天，在家曾目睹这样一个场景。一个伯伯在我们家哭得很伤心，妈妈一边安慰他，一边拿出钱塞给他。推让了半天，这位伯伯才收下钱。后来我听说这位伯伯是妈妈单位的职工，本来老家就很穷，不幸又遇上发洪水，房子、财物、庄稼被冲得一无所有。妈妈拿出了300元钱帮助他。那时人们的工资收入不高，这笔钱是不小的数字，是妈妈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啊！
1991年3月21日，武汉的早春非常寒冷，妈妈在这一天走完了她的人生。那时还有4个月就是我研究生毕业的日子，妈妈没有等到这一天。妈妈最后的时光非常痛苦，肺心病引起呼吸困难让她无法平卧，只能终日半坐着。在妈妈弥留之际，从她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中，我听到了她留给我的最后嘱咐：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我伤心极了，把满是泪水的脸紧紧贴在妈妈脸上，在她耳边说：妈妈，我记住了！
武汉九峰山，我们把妈妈的骨灰安放在这里，立了个似纪念碑的墓碑。上面刻着两行大字：巴山蜀水养育巾帼英雄女，五十余载献共产主义英烈魂。
全家福。（摄于武汉）
2017年清明前夕，我再次来到九峰山给母亲扫墓。摆上水果，献上鲜花，点上几柱香，深深地鞠躬。我心里默默地说：妈妈，女儿又来看您了！抬起头，看看墓碑周围的松柏早已经长得高大茁壮。20多年了，它们替我们陪伴妈妈，也护卫这里的英灵永远安息！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