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中生，原名钟圣，字炎光，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０日出生于湖南省资兴东区兰溪乡牛坳村。他７岁到黄阳书馆就读，后进入县城汉宁高小。１９１７年秋，他考入郴州第七联合中学，１９２１年毕业后，到东城高小任国文教员。青年时代的曾中生，勤奋好学，才华出众，是学校的高材生。又喜爱武术，常同弟弟向名师求教，有空就练，日子一久，居然也练出些工夫来，同学们都说他是文武全才。
１９２５年初，曾中生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经过半年的入伍生训练后，转入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他在军校，不但学习刻苦，钻研认真，各科成绩都很好，而且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活动。他是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是《青年军人》撰稿者之一。他还与国民党左派分子一道，同国民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次，他按党组织的决定，曾以青年军人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向校长蒋介石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孙文主义学会的阴谋破坏活动。当蒋介石训斥请愿代表时，曾中生坚决表示：“我们是来革命的，不论反革命怎样破坏和捣乱，我们都坚决革命到底！”这年底，他在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６年，曾中生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任中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他到部队后，参加建立和整顿政治机关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宣传，积极促进唐生智率部北伐。１０月，他随北伐军来到武汉，主持汉口《民国日报》的工作。上海四一二政变后，他以武汉革命委员会委员身份，在一次有３０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七一五政变后，他奉党的指示，秘密转往上海，于９月被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２８年６月，他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回国的请求，于这年冬回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１９３０年４月，他调往南京，同市委书记顾志鹏一起，负责党的组织整顿工作。同时，他还利用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有效地展开白区的兵运活动，并很快秘密控制了一个学兵营。正当他的工作取得进展之际，由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却错误地提出在全国大、中城市进行总起义的冒险计划，并要求南京市委领导学兵营举行武装暴动，夺取南京，还任命曾中生为总指挥。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到了７月，李立三亲自兼任江苏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之后，又执意命令他在南京举行武装暴动。他再次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同江苏省委行动委员会发生了争论，但毫无结果。他又建议即使举行起义，也应立即将部队拉上山去打游击，而不是夺取南京。这一正确主张又遭到李立三等人的否定。他只得执行这一命令，结果是起义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疯狂镇压，学兵营被缴械，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近百名党员被杀害，造成南京党组织的第六次大破坏。
中共江苏省委为重整党的组织，于９月６日决定曾中生任南京市委书记。他临危受命，坚持斗争。一次，他在后湖洲公园正要与一个同志接头时，不期被一黄埔同学、原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揪住不放。他设法摆脱后，迅即离去。因身份暴露，不久被调往上海中共中央工作。
１９３０年９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曾中生被任命为中央特派员，前往鄂豫皖苏区。１１月２８日，他来到鄂豫边孝感苏区原鄂豫特委秘书处所在地后，正值蒋介石调集八个师、三个旅近十万兵力向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为了应付这一紧急局面，他立即召开特委和附近各县委负责同志会议，着重讨论解决组织领导和反“围剿”的斗争方针问题。在他的指挥下，红一军于１２月中旬连克六安金家寨及附近的麻埠、独山，占领苏家埠，直逼六安城下，歼敌三个团和大量地方武装。接着，红一军又力歼向皖西六（安）霍（丘）进犯的敌军中路一个团，又在运动中击溃南北西路的敌军。至此，皖西根据地全部恢复，红一军发展到１．８万多人。在抗击敌军向鄂豫边中心地区新的进攻中，他主要以广泛的游击战来打乱敌军的进攻部署。他一面指挥游击队和地方群众武装，在敌侧后袭扰；一面调集黄梅、广济地区的红十五军，集中打击敌军弱点，使敌军穷于应付，处处碰壁，最后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转入守势。
１９３１年１月中旬，红十五军与红一军会合后，曾中生根据党中央指示，将两军合编为红四军，并针对当时敌军转入守势之机，决定采取进攻作战方针，即先相机歼灭根据地周围的弱敌，同时配合地方武装扫除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孤立据点，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由于他指挥有方，就在同月下旬红四军主力包围麻城北磨家楼守敌的战斗中，既给前来增援的敌第十三师四个团以迎头痛击，使援敌损失惨重，又全歼磨家楼守敌一个营。只用了三天时间，就缴获了长短枪千余支，子弹不计其数。２月中旬，为了扩大战果，曾中生在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决定向京汉铁路沿线敌占区发动新的攻势。３月间，他指挥红四军以“飘忽战术”，先后袭占了李家寨、柳林河东站，切断敌人交通，歼敌１０００余人。然后迂回包围赶来双桥镇增援的敌整编第三十四师，发动猛攻，活捉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５０００余人，缴获长短枪６０００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鄂豫皖反“围剿”的一次空前胜利。
１９３１年４月，国民党纠集１１个师的兵力，改用“追堵兼施”的战法，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曾中生和特委决定采取避其锋芒、打其虚弱的方针，率领红军主力向皖西地区转移。这时，正值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派出张国焘等人来到鄂豫皖根据地来“改造”党和红军。张国焘等对曾中生肆意攻击和诬蔑，将他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把他排斥在鄂豫皖分局和军委的主要领导之外。
曾中生到红四军后，与邝继勋、徐向前等一道，继续率领红四军英勇作战，取得了鄂豫皖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张国焘不顾这些，于６月下旬在新集召开的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又对他进行新的攻击，说他到鄂豫皖根据地后，使“由立三路线的实质所形成之政策依旧继续着”，“党、苏维埃和红军中暗藏着许多危机和反革命的大活动”。他对这些攻击曾用大量的事实作了严正的驳斥。而张国焘却给他扣上“反对四中全会”等大帽子，强迫他检查和交待问题。
曾中生同张国焘在军事问题方面的争论更为激烈。早在６月初，鄂豫皖第二次反“围剿”结束时，他就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认为应该趁敌暂取守势，新的“围剿”尚未到来的时机，红四军方应主动出击，采取积极向外发展的方针。他还同徐向前等向分局建议：红军以一部分兵力发动群众，配合地方武装肃清根据地内反动武装；以红军主力南下向外扩展，恢复蕲春、黄梅、广济等地的工作，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斗争，同时解决部队经济和粮食的困难。对于这样正确的主张，张国焘却借口要“巩固苏区”，不予采纳，还指责提这样的建议，“将会招致敌人再来进攻根据地的危险”。按照张国焘的决定，红四军主力集中在根据地剿匪，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向外发展，整整贻误战机５０多天。在这期间，他和徐向前等再次申述南下进攻方针的理由，获得多数同志的支持，才使张国焘不得不同意红军主力南下向外发展的方针。但在进攻方向和兵力部署问题上，张国焘却一变而为冒险主义者，竟限令红四军在一个月内要攻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直接配合中央根据地作战。曾中生极不赞同张国焘这一行动部署，认为红军应以巩固阵地为依据向外发展，至于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主要不在于攻击敌人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兵力，减少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但这些正确意见仍被张国焘所拒绝，并按其个人意见作出了决定。
红四军在南进途中，于８月１日攻克英山县城，歼敌一个团，缴获长短枪１２００余支之后，曾中生同徐向前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敌人薄弱，红军较易乘虚而入，争取主动，并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歼灭，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也易奏效。而东出安庆，要通过四百里地的白区，红军孤军深入，打疲劳战，毫无胜利把握。于是他们决定改变原来东进的计划，一面将实情呈报分局，一面挥戈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就这样到９月１日止，红四军以五个团的兵力，连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四座县城，歼敌七个团，俘敌５０００余人，有力地牵制了武汉敌人原拟派往江西的兵力，并与江南湘鄂赣红军遥相呼应，有效地配合了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斗争，并大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斗志，初步恢复了这一带的地方工作，组建了一支８００余人的地方武装，形成以英山为中心的罗（田）、蕲（春）、太（湖）大片红色区城。
正当曾中生等率领红四军乘胜歼敌之际，张国焘连续派人送信指责他们改变东进计划是“违抗分局命令”，“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同中央分局是属于“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并强令他们率队“立即北返，不得有丝毫停留”。为此，曾中生等于８月２０日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详细地申诉了与张国焘的争论，明确表示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
９月１日，曾中生、徐向前等接到张国焘８月１７日的来信，只得依照分局的命令，率领部队北返。９月４日，部队移驻英山鸡鸣河后，曾中生主持召开了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公开讨论张国焘的来信，大家都不同意这不符合事实的指责，一致通过申明书，再次说明东进的不利和南下的正确。会后，他集中大家的讨论意见，写信给张国焘，逐条驳斥了张的无理指责，尖锐地批评了攻打安庆的错误军事方针。
曾中生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从维护党和红军的利益出发，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据理力争，但不能制止张国焘蓄意用阴谋手段来对他横加陷害。９月底，张国焘亲自在白雀园主持所谓“全力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四军”的工作，疯狂地将许继慎等一批红四军的优秀指挥员，均扣上“改组派”、“ＡＢ团”、“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１０月上旬，张国焘又在泼皮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无理指责他“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是最危险，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犯了“有系统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曾中生也针锋相对，对张国焘的指责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许多干部也发言表示不平，而张国焘却仍以“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等罪名，宣布将他调离部队“考察”。张国焘的这些错误处理决定，得到了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党中央的支持。
曾中生虽受到错误的处理，但他在红四军中有极高的威信。这年１２月，黄安（今红安）独立团扩编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时，根据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同意将他调任黄安独立师师长。他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兢兢业业从事红军的工作，深入连队抓好训练，使黄安独立师的战斗力提高很快，多次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圆满完成了任务。特别在１９３２年１月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指挥独立师奋起迎战，将由汉口北上黄安高桥河地区的敌第八十九师歼灭近千名，缴获长短枪２００余支，为新成立的黄安独立师赢得了声威。１９３２年秋，由于张国焘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红四方面军转战豫南、皖西期间，不仅未获得战果，还遭受了一些挫折，致使皖西根据地损失了六分之五。在转战中，曾中生率领的独立师在永家河打垮了数倍于己之敌的进攻，但他臂部中弹负伤，被送到总部医院治疗。没有等伤痊愈，他就回到了部队。这时，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张国焘的“左”倾轻敌一变而为右倾恐敌，完全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拉着红四方面军无目的、无计划地从湖北经河南向陕西方向转移。一路上，部队与前堵后追的敌军浴血奋战，伤亡很大。
在这关系着红四方面军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曾中生痛心疾首，时时为红军的前途担忧。１２月９日，当部队抵达陕西南部城固县小河口时，他与邝继勋等商议，拟派人去党中央反映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无目的转移的错误行动和军阀主义领导作风，请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挽救危局。后改由他集中大家的意见，以书面形式交给张国焘，对张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张国焘鉴于自己的处境孤立，虽被迫在第二天于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并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随后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但实际上，张国焘对曾中生等人的批评耿耿于怀，并伺机进行打击和报复。
１９３２年底，红四方面军到达陕西南部西乡县钟家沟地区。前敌委员会决定进军川北，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曾中生虽因负过重伤，走路一颠一跛，行动很不方便，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同指战员一道，越过蜀道天险，胜利到达了川北。１９３３年２月７日，他还当选为在通江正式成立的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参加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接着，他又根据红四方面军的扩军情况，将原有的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即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后又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使红四方面军一下扩展为五个军、８万余人。此后，他除及时开展军事训练、提高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和部队的军事素质外，还将主要精力投入从事军事科学的研究，在总结过去作战的经验教训上，写出了许多军事理论文章，帮助广大指战员进行军事理论学习。这些文章对于用军事科学武装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正当曾中生致力于研究军事理论和指导部队训练，并取得显著成绩之时，张国焘认为红四方面军已在川陕站稳了脚跟，着手“除掉”曾中生等“心腹之患”的时机已到。张国焘先在红四方面军和地方党组织中发动所谓“反右”斗争，把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过他的一批领导干部诬蔑为“右派”、“反党活动分子”，实行疯狂的报复，将邝继勋、余笃三、舒玉章等秘密杀害，还将中央代表廖承志、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等关押、软禁起来。然后，张国焘把矛头对准曾中生，指使陈昌浩在８月召开的后方党团活动分子代表大会上，对曾中生进行大肆攻击。接着，张国焘又在《干部必读》上发表《右派的根本错误》和《托陈取消派之完全破产》等文章，无中生有地给他罗列了“右派首领”、“托陈取消派”等罪名，接着宣布撤销他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随即将他非法逮捕关押，强令他写所谓“自首书”，交待“错误”。
曾中生在战场上负过重伤，又遭到张国焘的折磨、迫害，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他仍然洋溢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以其惊人的毅力，写完了题为《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近三万字的著作。１０月初，当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将他这篇著作印成小册子发给部队时，立即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并把它作为训练部队、组织指挥战斗的必用教材和依据。五个月后，这本小册子又由西北军区政治部翻印，发行面更为广泛。后来这本小册子和《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一起，随着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艰苦转战，带到了延安，为毛泽东在１９３６年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依据。
１９３５年３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这时，曾中生仍在张国焘的非法关押之中。他拖着伤残的身体，拄着拐杖，艰难地随军行动。一路上，他和“监管”他的人员交朋友，常利用宿营和吃饭的机会与他们谈心，跟他们讲党的革命历史。很多干部、战士听了他的谈话，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曾中生也常常从战士、干部那里听到有关张国焘的罪恶活动，这更加坚定了他要同张国焘斗争到底的决心。
６月，曾中生听到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的喜讯，激动万分。他向看守人员要来纸笔，备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信，表示要继续为党工作，相信党中央对他的问题会作出正确的结论。同时，他向张国焘要求释放，并允许他直接向中央汇报。张国焘害怕他向党中央揭露自己迫害干部的事实真相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不仅扣押了他给党中央的信件，更不许他和中央领导同志见面，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对他的监管，到最后竟采取杀人灭口的卑鄙手段。１９３５年８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曾中生被张国焘派人用绳索勒死在四川卓克基北面的密林中，然后故意放出“曾中生通敌逃跑快追”的假消息，并组织武装人员到附近山上“搜索”，整整折腾了一夜。到第二天，又放出“曾中生通敌逃跑，已掉进河里淹死”的谣言，后来还将看守人员抓起来关押、审讯，以图掩盖事实真相。
１９４５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为曾中生平反昭雪，肯定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英勇战斗的一生。
曾中生同志用其短暂的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创立了丰功伟绩！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