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福，１９０２年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时，幼小的张传福就从父辈们对沙俄军队的反抗中，看到了坚韧与不屈的性格和家风。以后由于沙俄军队的残害，全家无奈只好抛家舍业，逃到黑龙江省汤原县，又辗转到太平川田家屯定居。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全家人无不对外国侵略者深恶痛绝，自然也就在张传福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侵略者的种子。
斗转星移，寒来暑往。２０年后，张传福已长大成人。虽说在叔伯弟兄中排行老六，又没念过书，但他精明能干，有胆有识，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头都很有威信。所以伯父逝世之后，他就成了全家的“掌柜的”。到１９３１年的时候，全家３７口人，有房１５间，土地１００余垧，有车有马，特别是张家粉坊在太平川一带更是远近闻名。
就在这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东北人民被迫沦为亡国奴。张家人整日生活于惶恐之中。为自家安全考虑，１９３３年，张传福接受了日伪的任命，当上太平川伪“自卫团”团长。
张传福虽然当上了“自卫团”团长，却无时不受日本人的控制，无事不受日本人的指使。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滔天暴行，耳闻人民大众的苦难呻吟，想想自身所受的屈辱，他不时扪心自问：“难道我就这样置民族利益而不顾，甘当亡国奴吗？”他觉得自己当这个“团长”是走错了路。那不屈不挠的家族性格也在他体内不安地涌动着，驱使他苦苦地思索、寻觅。这时，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特派员蔡玉斌（刘忠民）发现了张传福的悔恨情绪，以盟友的身份与他谈心，分析革命形势，讲解共产党的政策，鼓励他以民族利益为重，勇敢地冲杀出来，参加到抗日队伍的行列，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张传福深受启发，民族觉悟迅速提高。每逢“讨伐”游击队时，张传福的“自卫团”都按游击队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放“朋友枪”应付了事。根据张传福的进步表现，中共汤原县委决定进一步同他秘密接触，争取他反日抗日。又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争取引导，他表示坚决率部抗日。与此同时，党通过反日救国会员做“自卫团”普通士兵的工作，为争取其全团哗变作准备。
张传福的动向被日伪当局觉察到了，伪太平川警察署署长向县当局密报张传福“通匪”。伪县警察大队长廉仲平（人称“廉秃爪子”）于１９３４年旧历十月二十一日途经太平川时，责问张传福：“为什么不打胡子（指反日武装）？”“为什么连一个人、一支枪、一匹马也没打下来？！”责问完后，还气势汹汹地打了张传福一个嘴巴，并命令他第二天到县府里去。张传福当时强忍下这口气，但他决意摆脱日伪统治者的羁绊。随后，他马上和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张传福于当晚和汤原反日游击队领导人戴鸿宾在太平川救国会王甲长家进行密谈。行动方案商定之后，张传福和戴鸿宾又很快各就各位，两个人都过了一个兴奋而紧张的不眠之夜。次日拂晓，游击队袭击了伪警察署，接应张传福率３０多人哗变。
张传福哗变后，率部参加汤原反日游击队，编为一个小队，张传福任小队长。在张传福哗变义举的鼓舞下，他的弟兄、粉匠刘子良以及一些农民群众不断加入反日游击队，甚至黄有、贾有等一些地主也先后携枪加入反日游击队，队伍不断壮大。年底，汤原反日游击队改编为总队，张传福也升任为中队长。随着游击队员的成倍增长，为了解决人多枪少的问题，张传福一面率队收缴竹帘等警察署、所的敌伪枪支，一面用自家卖粮食的钱从伪军三十八团购买一些枪支弹药。家里人对他也大力支持，把他妹妹的嫁妆钱也拿出来，又借了几百块钱，向“山林队”边外队购得捷克式轻机枪一挺。这样，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装备的不断加强，战斗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日伪得知张传福参加抗日游击队后，为了劝降，不断地威胁和利诱其家属，想让他们出面劝说张传福“回心转意”。张传福知道后，经常找机会回家说服家人：“有外国侵略者在这儿，这个家就不是我们的。别看眼下不愁吃不少穿，只要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们国家，我们就没有好。”１９３５年秋，敌人发觉其诱骗张传福的阴谋未能得逞，于是恼羞成怒，抄家捕人。张传福不但没有为敌人的残暴吓倒，相反，更激起了他的民族仇恨，坚定了抗日到底的决心。他亲自带领一支队伍回到太平川，安置了老母和妻儿，放火烧毁了自己的房屋和财产，并向党组织表示：“无论敌人使用什么样的残忍手段，也一定要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不久，中共汤原县委批准张传福加入中国共产党。张传福一家破产抗日在汤原地区传为佳话，许多农民更是积极地送子参军，就连原先对抗日持摇摆观望态度的一些地主也站出来支持抗日斗争。汤原抗日烽火越燃越旺。
依据北大荒的自然条件和敌我斗争形势，汤原游击总队为了使冬季的游击战争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决定建立骑兵队伍，并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张传福。张传福接受这一任务后，挑选一部分身强体壮的队员去汤原西，以陷马沟为中心，活动于亮子河、汤旺河、大眼儿沟、佛爷砬子、邹兴沟、姜家蔓子一带。他们一边打击敌人，一边开展群众性的反日救国运动并筹集马匹。经过张传福的努力，１００多人的骑兵队很快建立起来。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间，这支勇敢善战、机动性很强的骑兵队，协同到汤原活动的赵尚志所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起，攻打了亮子河金矿，缴获伪军和矿警队的机枪两挺、步枪１００余支。
１９３６年１月末，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为夏云杰，张传福任第三团团长。在抗日斗争的锻炼中，张传福逐渐学会了运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的本领。３月的一天上午，在福隆村老韩家左道，战士们发现沿莲江口方向来了一支４０余人的队伍和一辆马车，他们是伪军三十七团部分换防的官兵。张传福得到情报后，命令部队迅速埋伏在公路旁的路沟和柞树丛中。当伪军走近时，张传福指挥部队突然袭击，打得他们措手不及，全部缴械投降。此战打得干净利落，共缴获机枪一挺、步枪３０余支、匣枪一支。对伪军士兵进行教育之后，除五名坚决要求留下的编入三团，其余发给路费遣散回家。
同年４月，张传福在夏云杰军长的率领下，率部队去格节河、鹤立等地开辟抗日根据地。通过地下党员刘忠民和救国会员施清久做内应，袭击了煤矿伪警察队，并两次伏击了从佳木斯开往鹤岗的日本军用列车，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１９３６年６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扩编为八个团，张传福任第六团团长。４日，张传福奉命将六团全体指战员带到松花江南岸去执行任务，住在三早复胜村的尹家大院。中午，哨兵发现从汤原方向驶来一辆日军汽车。富有作战经验的张传福环视了周围的环境，察看公路与水路的状况，感到作战对己极为不利，指示部队不要主动出击。当时因格节河涨水，桥被冲坏，日军汽车无法通过，只得掉头直奔尹家大院而来。在张传福的指挥下，战士们在尹家大院依墙埋伏。当日军的汽车即将开到尹家大院门口时，机枪、步枪子弹犹如急风骤雨般地射向了日军的汽车。敌人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日军士兵还未来得及抵抗即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这次激战仅持续了十分钟左右。为了迅速清理战场，迅速转移，张传福带领战士率先冲出大院，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射中，大腿负伤。但是他以顽强的毅力指挥战士歼灭了顽抗的敌人。这次战斗，２３名日本兵被消灭２２名，缴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手枪三支、步枪１４支。烧毁汽车后，部队立即转移过了格节河。
张传福负伤后，当晚就被送到亮子河沟里密营进行治疗。由于当时日军的严密封锁和残酷“扫荡”，这里的环境异常艰苦。张传福住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小马架子里，当看到那些伤势轻一点的伤员在把天作被、地当床、山谷当营房的艰苦条件下从不叫苦时，他为有这样坚强的战友而高兴。为渡过难关，张传福忍受着伤痛的折磨，同伤病员一起战胜毒蛇猛兽的袭击。一天，张传福的妻子正在给他包扎伤口，一条七尺长的大蛇从房梁上爬下来直奔张传福的床头。他发现后，立即拿起身旁的大棍奋力把蛇打死。在这艰苦的日子里，他更加思念自己的战友和部队。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日本关东军开始了残酷的冬季大“扫荡”，并实行“归屯并户”和“三光政策”，凶狠地向抗日游击根据地进攻。鉴于形势的变化，六军党委决定，为保存实力，避开敌人的正面进攻，小部留在汤原牵制敌人，主力突围，秘密进入敌人防守薄弱的嘉荫，开辟新游击区。１１月，军长夏云杰在筹备给养和装备的过程中，遭敌人伏击壮烈牺牲。张传福惊闻军长牺牲的噩耗后，悲痛万分，他恨不得飞出密营把敌人杀个片甲不留。
１９３７年７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牵制敌人，配合全国抗战，抗联第六军于９月间在差巴乞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早在１９３６年底就被任命为第二师师长的张传福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后率第二师进行反“讨伐”的游击战，此时的张传福已经伤愈。
１９３７年下半年，日本关东军对抗联实行了由南到北的分区包围，特别是对抗联部队比较集中的松花江下游地区，增派了２．５万兵力，形成了所谓经常性的“威力圈”。同时，在各地实行“保甲连坐法”、“集团部落”制度。敌人还把特务、警察化装成乞丐，深入村屯，侦察抗联活动，使抗日联军的处境更加困难。张传福率领六军二师面对强敌沉着应战，在依东地区经常运用游击战术，乘机打击敌人。１９３８年２月，张传福率领二师部队冲破了日军石川部队的封锁，转移到萝北、绥滨县活动，主动进攻鸭蛋河镇和都鲁河金矿，有力地配合了三军、六军在同一天袭击萝北县城的战斗。同年２月１９日，六军二师２００余人与伪军赫部在梧桐河附近遭遇。张传福首先指挥队伍占领制高点，选择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猛冲上来的敌人开火。战斗十分激烈，敌人凭借武器和弹药充足的优势，频频向抗联六军二师阵地进行炮击，并多次发起冲锋。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二师战士坚守阵地，越战越勇，而敌军久攻不克，死伤惨重，只好乘夜幕的掩护狼狈回窜。３月２９日，张传福率队到达桦川县火龙沟一带活动。他遥望仅一江之隔的汤原故乡，很想同流离失所、沿村乞讨的母亲、妻子和女儿见上一面，但他忙于指挥作战，只是派人给亲人送一封安慰信，又匆匆离开了。
在反“讨伐”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弹药的缺乏和队伍得不到休整。１９３８年初，张传福率队来到“公顺永”金矿时，了解到矿上有３０多人的矿井队，经过周密的研究，决定化装智取。部队隐蔽后，张传福化装成一个日本军官，带领一小队骑兵，耀武扬威、大摇大摆地奔“公顺永”大门而来。经交涉，小队骑兵进去后，立即占领炮台，并缴了伪军赵连长等的枪。接着，第二师全部进入“公顺永”。在这里加以休整后，部队在萝北一带坚持游击活动。
１９３８年５月，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针对下江斗争形势，决定抗联第三、六军主力突破敌人在伪三江地区的包围，进行西征，开展黑嫩平原的游击战。７月，张传福按军部命令，率第二师由南林子起程西征。８月初，队伍经过汤原太平川并补充了给养。不料，一天晚上，因天黑路滑，一匹驮着粮食的马溜缰离队，跑到太平川伪警察署院内，敌人由此知道我抗联部队就在附近活动。于是，汤原日本守备队调集大批兵力，乘汽车随后跟踪追击。到第二天傍晚，西征部队行至萝北黑金河小南沟准备宿营时，突然遭到从北山摸下来的１００余日军的袭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张传福等１７人受伤，马匹、粮食大部分失散，部队损失很大。战斗结束后，部队在冯冶纲和陈雷率领下继续西征，留下一部分同志护送张传福等转移。第二天夜里，张传福因伤势太重不幸牺牲，时年３６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