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恒，１９０５年生于江西省宁都县东韶永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代过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苦难生活。当时，他家仅有祖父遗留下来的几间冬不遮风、夏不挡雨的土房和几件简单的农具，没有半寸土地，全家主要靠租种几亩地主的耕地糊口，生活十分凄苦。遇上旱涝灾年，只得靠借高利贷度日。他７岁开始放牛、砍柴，１０岁便被迫给地主打短工补贴家用。１２岁那年，父亲为使家中将来有个能支撑门面的文化人，借债供他去读“夜学”。一年多后，父亲大病一场，无钱医治而溘然长逝。曾德恒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条件，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负。从此，他与年长自己３岁的哥哥曾以恒一道，苦心耕作租来的土地。农闲时，兄弟俩还外出捕鱼打猎。苦难炼就了曾德恒刚强的性格、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渐渐成长为永乐村有名的硬汉子。
１９２７年初，中共宁都小组领导和掀起了工农运动。在革命运动影响下，曾德恒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赖金声、彭澎等相继来到东韶地区，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给一向沉寂的东韶山村带来新的希望。在他们的启发和帮助下，曾德恒很快地接受了革命道理，开始投身到革命行列。１９２８年６月１日，他积极参加了赖金声、赖汝林等共产党员领导的永村、横江农民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攻占了国民党清秦乡政府和东韶粮食办事处，焚烧了国民党乡政府的公文，没收了粮食办事处的粮食，并当即分给贫苦百姓，还扣押了国民党宁都县政府派出的催粮员杨云泉。暴动有力地打击了当地封建反动势力，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
从这次成功的暴动中，曾德恒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力量和劳苦群众发动起来后的威力，革命信心更加坚定。同年冬，经赖金声介绍，曾德恒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９年春，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两次途经宁都，攻克宁都县城。在红四军的指导和帮助下，４月底５月初，中共宁都临时县委、宁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宁都县赤卫大队相继成立和组建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宁都土地革命斗争的进程。５月１６日，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离开宁都前往瑞金后，国民党军队进占宁都县城，宁都党、政、武装组织转入东韶地区。
永乐是一个远离城镇、落后闭塞的小山村，封建意识相当浓厚，要发动农民起来参加革命自然会遇到种种阻力。曾德恒想方设法把自己掌握的革命道理与本村贫富悬殊、土地为少数地主所霸占等不公平现实结合起来，用浅显的语言告诉乡邻们。一两个月后，永乐村４０多位农民开始觉悟起来，组建了永乐农民协会，曾德恒任农协主席。接着，他积极率领农协会员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当时，永乐村的大部分耕地和山林都被曾烈章、曾祖珍两户大地主霸占，他们仗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这年７月底，曾德恒率农民协会围攻两户大地主，没收了他们３００多担谷子分给百姓，收缴他们７００多块银洋作农协活动费用。这一革命行动，沉重打击了地主的反动气势，使当地百姓尝到了革命的甜头，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从此日益高涨。曾德恒本人也获得了本村群众的依赖和支持，乡里人称赞他是“永乐贫苦百姓的领路人”。
在充分发动农民的基础上，曾德恒积极在进步群众中发展党员。他首先介绍了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哥哥曾以恒入党，接着又相继介绍了李德秀、曾谷同、曾定吉等农协骨干入党。到１０月，永乐村建立了党小组，曾德恒任组长。从此，永乐村很快成为东韶地区革命活动最为活跃的山村。
１９３０年１月２３日，红四军在东韶召开前敌委员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红四军分兵发动群众（史称东韶分兵）。在宁都的红四军第四纵队，经过２０多天的紧张工作，帮助宁都建立、健全了各级党、政、地方武装和群众组织。２月上旬，东韶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曾德恒被推选为乡苏维埃主席。他不负众望，成功地组织东韶乡革命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分配土地运动。同时，用半年时间，将原来只有十几个成员、５支枪的东韶乡赤卫队，发展成为一支１００多人、３０条枪的赤卫队。
这年冬天，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为粉碎敌人的“围剿”，曾德恒率领赤卫队深入群众，开展战前动员，帮助红军筹集物资，发动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侦察队、慰劳队等各种组织。特别是在东韶战斗中，曾德恒带领革命群众和赤卫队，挖地窖埋藏粮食、衣物，实行“坚壁清野”，使进犯东韶的敌谭道源“围剿”部队陷入困境。此外，他还率领东韶赤卫队袭击进犯敌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１９３１年１月５日，曾德恒出席了在宁都小布举行的祝捷大会。
１９３１年３月，根据苏区中央局指示，中共赣西南特委和宁都县委在东韶召开会议，提出向北发展开辟宜黄苏区的计划。４月，宜黄县革命委员会在宁都吴村恢复成立。同时，从宁都北部各区乡抽调了一批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充实其领导力量。曾德恒这时被调任宜黄县革命委员会军事科科长。５月，宜黄独立营组建，曾德恒兼任营长。他率领宜黄县地方武装深入宜黄南部山村，开展革命活动，为宜黄苏区的开辟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期间，曾德恒率领宜黄县独立营和游击队围攻、消灭宜黄地方反动武装“守望队”，配合红军主力攻打进占宜黄县城的国民党孙连仲部队。随后，在红军帮助下，他负责组建了有１３０多人、９０多支枪的宜黄县游击大队，并带领这支部队，积极支援和配合红军第三次反“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宜黄县南部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１９３１年１０月，中共宜黄县委正式成立。１１月，宜黄县苏维埃政府建立，曾德恒被推选为县苏军事部部长。期间，他严于治军，公正无私，赢得了宜黄苏区广大群众称赞和拥护。
这年冬天，曾德恒收到一封群众来信，信中告发了他的哥哥、在独立营任连长的曾以恒在塘仁打土豪时私自拿了一件羊裘。他当晚把哥哥找来，问明真相。曾以恒承认说，当时因无衣御寒，临时拿来穿在身上，准备过几天再交公，请曾德恒看在兄弟情份上，原谅他这一回。但曾德恒始终没有答应。他知道哥哥的行为是违犯纪律的，将在群众中产生不好的影响。尽管哥哥从小与自己相依为命，后来又与自己一道，冲破种种阻力毅然投身革命，不辞艰辛转战异地，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少的功劳。然而，自己是一名党的干部，应带头维护党的纪律。他说服哥哥，于第二天上午，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严厉批评了曾以恒所犯的错误，宣布收回那件羊裘，给予曾以恒撤销连长职务的处分。
１９３２年２月，宜黄县独立营、游击大队合编成宜黄县独立团。按照上级指示，曾德恒又负责重新组建和扩大了宜黄县独立营、模范赤卫军、游击队、保卫队等地方武装组织。他率领新组织的地方武装，多次击溃前来宜黄苏区骚扰的宁都、南丰靖卫团，在战斗中锻炼了这支队伍。
同年５月，中共中央发出扩大红军的号召。曾德恒组织成立了扩红宣传队，深入各区乡进行鼓动宣传。１９３２年下半年，宜黄苏区有２６００多名少先队员和青壮年加入了红军，超额完成了上级分配的扩红任务。其中，东陂区在扩红中因超额完成任务而受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表彰。
宜黄县是第四次反“围剿”的主战场。为做好反“围剿”的战前物资准备，解决主力红军战时物资供应，曾德恒与宜黄县党政领导一道，开展了筹粮筹款、慰劳红军运动。１９３２年７月上旬，宜黄苏区发行战争公债１．９万元。是年冬，全县筹集粮食２０００多担，并全部运送到指定地点。反“围剿”期间，曾德恒还动员和组织群众为红军送猪、送鸡、送蛋、送油，发动妇女不分昼夜为红军赶织草鞋、麻鞋、布鞋。神岗乡妇女一次编草鞋６７０双，送给了前线红军。
为了帮助红军获得国民党军事情报，曾德恒多次选派得力干部以小贩、走亲访友的身份进入白区探听敌情。同时，为严防敌人混入苏区，加强苏区赤色戒严，组织少先队员在每乡每村的路口设立步哨，盘查来往行人。对苏区内的地主、反动嫌疑分子进行管制。红军总司令朱德曾赞扬：宜黄的“群众站在我们这一方面，东陂、黄陂均为宜黄县苏维埃政府及独立团所占领，封锁住了消息，决战区域内均无反动势力为难红军”。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宜黄独立团编入江西军区独立第四师。曾德恒迅速把犁溪、东陂、神岗、黄陂等区新成立的游击队组建成宜黄新独立团，亲任团长。他加紧新独立团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使其很快成为一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武装力量。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打响后，曾德恒率领宜黄新独立团与红军主力并肩作战，共同歼敌。１９３３年２月，曾德恒率领新独立团奉命牵制、引诱、麻痹国民党军队第五十二、二十九师，为红军主力歼灭这两师敌人创造了有利战机。在３月的东陂战役中，曾德恒率领新独立团充分发挥其熟悉地形、人少轻便的优点，积极引诱和袭击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取得了东陂大捷。
１９３３年春末，曾德恒调任中共乐安中心县委军事部部长。他知道这是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和重用，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比以前重大。他切实加强宜黄、乐安、崇仁３县地方武装的建设，日夜操劳，尽职尽力。
１９３４年春，曾德恒出任宜乐独立团团长，指挥宜乐新独立团转战于宜、乐、崇山区，与进犯之敌展开了持久的顽强拼搏，始终战斗在最前线。
１９３４年９月，面对日益恶化的反“围剿”形势，留在家乡东韶的母亲和妻子，托人给曾德恒捎去一封信，要他一定抽空回家见一面。曾德恒离开母亲和妻子已经两年了，本应回去看看他们，然而前方离不开他，他拿起笔给母亲回信：“我一颗心永远不变，永远跟共产党干革命。我现在不能回来，因这里前线非常需要我。如果没有革命的大家庭，也决不会有我们幸福的小家庭。”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大转移。同年１１月，宜黄、乐安、崇仁３县苏区大部失陷。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恩威并重，剿抚兼用”的反革命策略，对苏区在政治上搞种种欺骗宣传，瓦解红军和革命群众，在军事上大搞“围剿”和屠杀。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曾德恒和红军游击队，几乎丧失了一切正常的生活条件，处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之中。为了便于领导，江西军区第二分区留下的部队与３县地方武装在乐安金竹山进行混合整编，组成一个抗日先遣营。１２月上旬，先遣营在乐安金竹山遭敌重重包围，曾德恒与李福槐等人机智勇敢地指挥先遣营突围，大部分部队于次日集结于安珠，进行休整。
此时，抗日先遣营内的一些意志薄弱者开始动摇，认为红军主力远去，游击队难以有发展前途，有的甚至主张解散先遣营。曾德恒与其他领导分头深入部队，开展耐心细致的教育说服工作。随后，先遣营改编为独立团，下设３个营，曾德恒担任独立团第二营营长。
１９３５年２月，曾德恒率领的第二营在乐安与新干交界的上大村遭到敌军包围。在掩护部队突围时，曾德恒左手腕和右大腿两处中弹，被送回宁都东韶亲戚家中养伤。由于叛徒告密，曾德恒不幸被宁都地方反动武装逮捕，并送往宁都县城国民党看守所。在敌监狱中，曾德恒被钉上２０多斤重的脚镣手铐，连连受到审讯。
起初，敌人企图以金钱、权势为诱饵，劝曾德恒说出红军游击队的情况，但曾德恒决断地回答：“我只做一朝人，不做二朝人，别幻想从我口中得到什么！”随后，敌人不顾曾德恒伤势严重，对他采用踩杠、毒打、灌辣椒水等毒刑，企图逼迫曾德恒就范。然而，曾德恒依然毫不屈服。
４月１０日，国民党宁都驻军按照上级密令，将曾德恒押到县城西北的黄土岗上枪决。看到沿路敌军戒备森严，曾德恒感觉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昂然走向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