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民，１９０３年６月１日出生于山西省稷山县高渠村一个农民家庭。八九岁时开始读私塾，１９２０年春考入新绛县中学。１９２４年春毕业后，为寻求救国道路，西渡黄河，到陕北定边县安边堡杨虎城将军创办的教导队（又称学兵队）学习军事。１９２５年春，杨虎城部移驻陕西耀县，教导队扩编为教导营，张汉民任第一队队副。不久，他随杨部在渭北参加讨伐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及麻振武部的战斗。战后，部队进驻三原。同年５月，张汉民随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参加了驱逐陕西督军吴新田的斗争。７月，吴新田被赶往汉中，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开入西安，孙岳任陕西军务督办，杨虎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９月，杨部成立炮兵营，张汉民因在追击吴新田部的战斗中立有战功，升任炮兵营副营长。１９２５年冬，他在三原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６年４月，刘镇华率１０万镇嵩军重犯陕西，企图占领西安、三原和咸阳等重要城市。杨虎城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推动下，率部进入西安，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李虎臣部共同守卫西安，留张汉民及其领导的炮兵营守备三原。张汉民营和陕军田玉洁部一起，多次打退镇嵩军对三原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西安的守城斗争。
西安解围之后，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西安地委决定由魏野畴负责举办军事政治队，任命张汉民为队长，曹力如为秘书。军政队在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的同时，经常举办报告会、讲演会，组织大家选学马列著作，开展专题讨论，使学员在军事、政治两方面都得到提高。张汉民还十分重视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亲自介绍吴岱峰、李作梁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魏野畴、张汉民和曹力如等的努力，军政队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党培养了近百名干部。
１９２７年３月，军政队结束后，张汉民受党的派遣仍回三原杨虎城部炮兵营，同时参与新成立的中共三原地委的兵运领导工作。这期间，他除协助中共三原地委书记张秉仁开展农民运动外，在兵运工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介绍了刘威诚等２０名官兵入党，建立了炮兵营党的军支，他任军支书记。
同年夏秋，冯玉祥在河南、陕西进行“清党”。驻守三原的田玉洁部也猖狂反共，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革命组织被解散，许多共产党员被逮捕杀害。张汉民和中共三原县委（由地委改组）书记张秉仁一起积极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决议和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在共产党员许权中（时任陕军旅长）的帮助下，营救出被捕的县农民协会负责人乔国桢等，给武字区农民协会补充了一批武器，惩办了武字区和泾阳县的劣绅洛彦福、王蓓僧；还同县委的负责同志一起动员几十名中学生参加许权中率领的部队。当时，县委没有经费来源，干部食宿和办公费用均无法解决，张汉民动员共产党员黄子文将家中保存的银元和枪支交给党组织，解决了县委的经济困难。
同年冬，田玉洁部政治处长兼省立第三职业学校校长尹聘三，利用同乡关系，投靠新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在三原疯狂追捕共产党人，镇压进步师生。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县委决定严惩尹聘三，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张汉民。１９２８年１月上旬，张汉民派党员魏子毅、雷展如等，乘尹聘三由三原去西安的机会，在泾阳永乐店附近将其处死，为人民除了一害。事后，三原的土豪劣绅联名向宋哲元和杨虎城部十路军在三原的留守司令李子高控告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是杀尹聘三的“首犯”。３月，宋哲元勒令李子高将张汉民逮捕押送到西安，图谋杀害。张汉民被捕后，坚不吐实。后经党组织和杨虎城的参议蒙浚僧、韦协度及十路军留陕部队团长赵寿山等人的营救，张汉民才免于死难。获释后，张汉民被李子高撤职遣送回山西稷山原籍。
张汉民回到家乡稷山后，以当小学教员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１９２９年春，经刘威诚、米暂沉等友人荐举，到驻守在山东临沂的杨虎城部担任杨虎城的随从副官，不久调任第九团一连连长。是年夏，杨部移防河南省南阳地区，张汉民任该部新办的教导大队第四中队队长。他在杨部秘密发展党员，并帮助地方党组织培训军事干部。
１９３０年秋，杨虎城率部由中原回陕，先后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张汉民被任命为省政府卫士营营长。１９３１年该营扩编为警卫团，张汉民升任团长。他和中共陕西省军委接通了组织关系，利用部队扩编的机会，任用共产党员阎揆要、王超北、崔启敬、白景琦、魏书林、史唯然、吴伯畅、岳仲人、孟浩等担任军官。秋末，张汉民派阎揆要、马子敬去陕甘边三家原，给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送子弹和情报。
１９３２年，警卫团先后驻防西安、彬县、旬邑等地，张汉民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他接受中央军委分配的任务，搜集国民党中央军和陕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改为红二十六军）的情报，以及陕西地方军阀内部矛盾的情报，并且和陕甘游击队在西安竹笆市同聚军衣庄、骡马市街擀毡作坊和彬县水帘洞附近建立了三处交通联络站，为运送上级党组织和警卫团给陕甘游击队的武器、医药器材、望远镜和军用地图等物资，安排红军游击队伤病员在西安医疗，护送上海中央局、陕西省委与红军游击队的来往干部，做了大量工作。当时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都曾在张汉民的掩护下，到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
１９３２年２月中旬，警卫团奉命配合彬县、旬邑、长武三县民团去旬邑职田镇“围剿”谢子长领导的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张汉民当即派三营七连连长、中共地下党员李明轩，向游击队报告了这一情况。谢子长根据张汉民的报告，将游击队撤至职田镇附近的阳坡头待机歼敌。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边时，战斗打响。李明轩按照张汉民的指示调转马头，边跑边喊：“红军来包围啦！快跑！”很多士兵扔下武器争先后撤，游击队乘胜追击，毙、俘警卫团和民团５００余人，缴获武器４００余件。战后，警卫团和陕甘游击队秘密达成协议：临阵双方朝天放枪，警卫团佯败，丢下枪支给游击队。
４月，国民党中央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窜到西安，在民乐园发表“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反共演说，遭到爱国学生的强烈反对，并砸烂烧毁了戴季陶乘坐的汽车。反动当局下令对学生进行威吓和镇压。张汉民利用警卫团团长的身份，率领工作人员暗中保护学生，还掩护了中共陕西省委的负责人和不少地下党员。
１０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地区向西转移，先头部队于１０月下旬进入陕西商洛地区的秦岭山中。蒋介石急电杨虎城集中兵力阻击，妄图把红四方面军围歼在秦岭山区。杨虎城遂调三十八军到陕南秦岭山区布防。１１月，张汉民的警卫团也奉命集结于秦岭北簏的长安县引镇太乙宫待命。这时，红四方面军已穿越秦岭西去汉中，杨虎城便命令张汉民率部“尾随”红军入秦岭。
当时，警卫团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党员和进步分子日益增多，革命力量不断增强。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入陕以来，张汉民就想让这支实际为党所控制的武装力量与主力红军汇合，开辟西北的革命局面。因此，当他接到杨虎城的命令后，当晚即召集全团骨干开会，指出去陕南的意义及光明前途，要求各营连加强对士兵的政治教育。部队从引镇出发，途经户县、周至县时，分别将共产党员白景琦、雷展如等从监狱里营救出来，并委以连长、排长职务。到眉县后，他又根据省委指示，派雷展如先去陕南城固上元观，与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张汉民率部“尾随”红军到达汉中，与中共陕南特委及省委巡视员取得联系。党组织指示警卫团在武器上支援当地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并和红四方面军联系。张汉民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于１９３３年春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送去了川陕军用地图和十几担药品，并提出警卫团准备搞兵变，公开打出红旗同红军汇合的计划。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认为，警卫团暂时留在杨部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对革命更为有利，如情况发生特大变化，可以公开打起红旗。根据这一意见，张汉民率警卫团先后驻防勉县、南郑、宁强一带靠近川北的有利地形，通过地下交通线帮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供应情报。这期间，他经常派驮骡去镇巴的核桃树和通江的两河口，向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运送物资，对巩固初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起了一定作用。
从鄂豫皖尾随红四方面军到陕南后驻防汉中地区的蒋介石嫡系第一师胡宗南部，对警卫团的革命活动极为仇恨，常借故挑衅。１９３３年春节前后，蒋介石给胡部空运的军饷、物资因空投不准，落在警卫团防区汉中城北教场内。胡部派兵抢夺，开枪打死、打伤警卫团士兵多人。张汉民主持隆重追悼会，向胡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还命令部下对来往汉中的胡部人员，凡经过警卫团防区的，一律“人干掉，物没收”。胡宗南恼羞成怒，多次向蒋介石密告警卫团私通共产党，敌视中央军，要求把警卫团调离陕南。杨虎城也连电向蒋介石报告第一师的胡作非为，表示了对第一师驻防陕南的不满。蒋介石为稳住地方势力，只得将第一师调往陇南，使胡宗南的阴谋没有得逞。
对活动于陕南的红军游击队，张汉民曾多方给予支援。１９３３年初，他指派警卫团给川陕游击队送去了大批枪支弹药。２月下旬，川陕游击队在西乡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领导人民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４月，反动派勾结起来，在西乡马儿岩将红二十九军和陕南特委的负责人陈潜伦、李良、孟芳洲等杀害。驻防城固县的张汉民获知这一消息，带领几名士兵处决了防区内的一个反动区长，为死难烈士祭灵。不久，新成立的中共陕南特委，在洋县西区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张汉民先后为其提供了６０多支枪和千余发子弹。是年秋冬，这支队伍改编为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在同数倍于己的敌军作战中弹尽粮绝，被打散。突围出来的同志转移到张汉民警卫团的防区勉县黄沙一带，同红二十九军第十游击大队的２０余人汇合。嗣后，特委指示两支部队合并，重新成立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在黄沙地区整训。张汉民又为三大队补充了３０多支枪、１００多发子弹，还派干部帮助进行军事训练。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旬，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被当地反动武装王化治民团包围，损失严重，还有２８人被俘。张汉民获讯，立即同陕南特委联系，决定采取果断行动进行援救。他一面派出二营营长孙立功佯装配合民团“围剿”游击队，一面派地下党员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以奉命提取关押的被俘人员为名，将２０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送到警卫团团部——勉县诸葛庙。接着，他以“民团配合不力”为由，将王化治逮捕处决。反动民团随即瓦解，使被围困的游击队转危为安。
事后，驻守汉中的三十八军军部接二连三电令张汉民将被俘的红军游击队员押解到汉中军部交军法处惩处。张汉民同警卫团的地下党员负责人商量，将被关押的反动民团骨干分子换上游击队员衣服就地处决，并照相上报三十八军军部说：“为免出意外，被俘红军在勉县已全部处决。”他还草拟了一份“元墩子战役辉煌战绩”的假战报，通过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和杨虎城急电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信以为真，立即传令嘉奖。于是，国民党控制的各大报纸都刊载了张汉民团的“捷报”和蒋介石的“嘉奖令”。
１９３３年秋，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汪锋，住在勉县张汉民警卫团团部，领导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次年初，中共上海中央局新派的陕南特委书记刘顺元到任后，也住在警卫团团部。在张汉民的掩护下，刘顺元和改任特委军委书记的汪锋等领导同志，开办干部训练班，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农民处决了一批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１９３４年冬，中共西安市委军委书记崔景岳因西安白色恐怖严重，无法立足，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张汉民的团部，负责地下党的工作。陕西其他一些地方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也集中到警卫团隐蔽。同志们称赞张汉民领导的警卫团是“共产党的干部仓库”。
张汉民在陕南期间，很重视军队的政治和文化教育。他批准购买大量进步书刊，成立了图书馆；每个士兵都发有学习文化的《千字课本》；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国际歌》《士兵歌》和《士兵哗变歌》；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红军之友社，秘密发展社员八九十人。在警卫团内，张汉民反对军阀作风，提倡官兵平等，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对犯了错误的官兵坚持耐心说服教育，既不苟求，也不偏袒；发现有人赌钱或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时，则不分官兵，一律进行惩罚。他关心士兵，注意改善士兵伙食，令各连队成立士兵自己选出的伙食委员会管理伙食。他自己也坚持和士兵同吃一锅饭。在他的耐心教育和榜样作用影响下，警卫团的军官没有“喝兵血”、克扣士兵粮饷的问题，也从未发生过士兵“开小差”的现象，曾受到杨虎城将军的赞扬。
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革命的军队，张汉民非常重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他常向陕南特委和省委巡视员请示汇报工作，对党的决议和指示认真贯彻执行。为适应斗争的需要，他和在三十八军作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武志平、李金元、刘威诚等经常保持联系。根据党的指示，他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３个营长职务分别由共产党员阎揆要、崔启敬、李明轩担任；副团长魏书林也是共产党员。截至１９３４年，全团２０００多名官兵中已有党员２００名左右，成立了党的委员会（后改为警卫团士兵运动委员会）；１６个连队中有１０个连成立了党支部，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了支部；连、排、班长大都由党员担任。张汉民注意吸收地方上的党员到警卫团工作，先后在宁强、勉县以招考文书为名，吸收了地方上的２０多名党员干部，分配到各个连队，充实干部队伍。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他曾千方百计地将陕西地区一批有影响的老党员，聘请到警卫团任职。例如，他请省委委员、前三原地委书记张秉仁到团部办通讯小报；请曾任省农协会军事部部长、前山西省委书记张含辉到警卫团担任特种联络任务；请曾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七军参谋长的周益三到警卫团担任营副；请曾任陕南特委军委书记的张明远到警卫团负责地下党的工作，等等。张汉民革命目标明确，各项工作铺得很开，抓得很紧，他曾对周益三说：我们要扩大部队，加强对官兵的教育，以便找机会把部队拉向陕甘边一带，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一起，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张汉民等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内部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处境是十分艰险的。移驻陇南的蒋介石嫡系第一师胡宗南部，时刻在监视着他们；十七路军内的反动分子与保守势力，则常常以各种借口，对他们进行打击和排挤，甚至派人去警卫团搜查共产党。张汉民除教育党员注意斗争策略、保持高度警惕外，准备寻找机会，尽快把警卫团拉出汉中地区。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杨虎城巡视陕南，来到警卫团的防地。张汉民向杨虎城陈述了警卫团备受岐视与打击的境遇，再三请求调回关中驻防。杨虎城答应了张汉民的请求，要张汉民率警卫团护卫他完成陕南巡视后，移防关中。
１９３５年１月，张汉民率警卫团随杨虎城由城固东行，先后巡视了洋县、宁陕、镇安、山阳，于农历除夕之夜到达商县黑龙口。第二天，农历大年初一，杨虎城继续出巡，张汉民率部护卫，行至牧护关，与一支红军部队的宣传队相遇。杨虎城一边令警卫团集结待命，一边向驻蓝田的西安绥靖公署指挥所电询究竟。指挥所复电称：由皖西西进的红军第二十五军主力，已经到达商县的杨家斜、麻池河一带，南京严令堵截，请着警卫团就近经铁索桥向该地探“剿”。杨虎城向张汉民下达了“进剿令”，当天即离开牧护关，返回西安。
杨虎城走后，张汉民遵命率警卫团出发，到达郭家村宿营。郭家村与杨家斜只一河之隔。张汉民即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马宗仁到杨家斜和红军二十五军联络，商定互不侵犯，并订立了联络信号。红二十五军当时没有电台，无法同中央联系，医药器材也极其缺乏，希望地下党提供这些急需物资。张汉民听了张明远、马宗仁的汇报，当即派人给红二十五军送去陕南和川北的军用地图；并派党员去上海、西安等地购买电台、医药和其他通讯器材。一周之后，红二十五军经黑山、漫川关，南去湖北郧县一带；张汉民率警卫团“尾随”其后，到鄂陕交界的万福地区；双方恪守信约，从未交战。不久，张汉民奉西安绥署令，回兵镇安休整。
２月下旬，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张汉民升任旅长；辖七、八、九团，曹伯珍、李家骥、阎揆要分任团长。３月２３日，张汉民收到西安绥靖公署急电，称：红二十五军由郧西神速西进，在洋县、佛坪地区消灭了警备第一旅，现又回头经宁陕向东运动，同时命令警三旅即予阻击。警三旅的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如果两军遭遇，党团员要“枪朝天，打空弹”。这一决定分头传达之后，张汉民一面派两名党员去红二十五军，通报西安绥靖公署的堵击部署，一面率七、九两团（八团时驻西安）由镇安东进，“尾随”红二十五军。部队出发后，担任前卫的第九团团长阎揆要，随时将沿途所得情报，向张汉民报告。４月９日下午，旅部快到柞水县九间房时，张汉民收到阎揆要的报告：红军已经隐蔽，沟内似有埋伏，建议全旅在九间房西南１０余里的村庄宿营，以免误会。张汉民认为已与红二十五军有约在先，且相随亦非一日，不会出现意外，遂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当先头部队进至九间房，正布置警戒、准备宿营时，突然枪声大作，警三旅（除第八团外）被红二十五军击溃，张汉民等被俘，后被错杀。
事后，党中央经过调查，在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上，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
张汉民，１９０３年出生于山西省稷山县西社镇高渠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与人友善，加之受父辈的熏陶，养成了乐于吃苦、刚正不阿的品格。又由于他家祖祖辈辈深受富豪的压迫欺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形成了嫉恶如仇的反抗思想，滋生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２０年代初，张汉民在山西省立绛州中学读书期间就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立志救国救民，做一名爱国军人，拯救劳苦大众于水火之中。
１９２４年深秋，张汉民打点行装，西渡黄河，考入由杨虎城将军创办的陕西省定边县安边堡教导团，学习和掌握军事知识，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１９２５年春，杨虎城部移驻耀县，将教导队改为教导营，张汉民升任该营第一队队长。不久，他在杨部政治处处长、共产党员魏野畴的影响和帮助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４月，刘镇华率十万“镇嵩军”进犯陕西，企图占领西安、咸阳和三原等战略要地。此时，张汉民随炮兵营驻守三原，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英勇抵抗，浴血奋战，坚守阵地八个月，多次打退“镇嵩军”的进犯。
西安解围后，陕西的革命斗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这时，党急需培养大批干部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于是，中共西安地委决定由魏野畴以“三民军官学校”的名义，在西安举办一个军事政治队。魏野畴经过深思熟虑，反复筛选，最终还是把这副重担交给了张汉民，让他出任军政队的队长。张汉民果然不负重托，在对骨干进行培训时，严格军风军纪，结合实践经历传授军事技能，并且经常举行时事报告会、专题讨论会，从而使学员的军事素质、政治素质同步提高，不到半年时间，即为部队输送近百名具有较高军事和政治素质的干部。１９２７年３月，中共三原地执委成立，张汉民负责地执委的军事工作。他针对当时形势，十分重视政治素质培养和教育，在不长的时间里，培养和发展党团员４００余人，并在各县区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领导了三原、高陵、富平、耀县、淳华、宜君等六县人民开展大规模的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斗争。
１９２７年夏，冯玉祥一度追随蒋介石在陕西境内进行“清党”活动。驻三原地区的田玉洁部把新组建的县农民协会、工会、学联会和由共产党建立的国民党县党部全部解散，四处追查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一时腥风血雨密集，白色恐怖笼罩着渭河两岸。面对逆转直下的严峻形势，张汉民与张秉仁一面通过许权中（陕军中的地下党员）营救保护被捕的同志，一面指导农民协会做武装暴动的准备。时任杨虎城部炮营副营长的张汉民，以他特殊的身份保护了大批党员和党的负责人。他还把自己微薄的津贴节约下来，接济困难的同志。是年秋天，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中共党组织决定由张汉民派人处决疯狂抓捕共产党和进步师生的田玉洁部政治主任兼三原职业学校校长尹聘三。他便利用尹由三原到西安开会的机会，派人在途中将尹处死，为党和人民除了一大害。事发之后，三原反动势力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密谋策划并勾结三原留守司令李子高，联名上书陕西省主席宋哲元，控告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尹是张使人所杀。于是宋哲元令李子高将张汉民逮捕，押解西安，图谋杀害。后经杨虎城的参谋长蒙浚僧和韦协度、赵寿山等人营救，才幸免于难。获释后的张汉民被解甲归田。
张汉民回到原籍山西省稷山县，仍不忘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期间，他对外地避难来稷山的共产党员都给予热情接待，安全转移，妥善安置。１９２９年春，他在刘威诚、米暂沉等朋友的帮助下，又重返杨部，任杨虎城随从副官。１９３０年秋，杨虎城升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张汉民担任了陕西省政府卫士营营长。１９３１年卫士营扩编为警卫团，他升任团长。这时，他利用工作之便与中共陕西省委接上组织关系。上级指示他利用扩编的机会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于是他把共产党员阎揆要、王超北、崔启敬、白景琦、魏书林等数十名中共党员安排到警卫团担任职务。是年秋，他派阎揆要等人到三边的三家原给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送去大量的子弹和情报，给地方游击队以有力的支援。
１９３２年，张汉民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中央军委给他的任务是收集国民党“围剿”陕北红军和陕西地方军阀内部矛盾情况的情报。同时，他还通过交通站给游击队送去武器、医药器材、望远镜、军用地图等大批物资。中共中央由上海派来的干部、陕西省委和游击队往来的干部，都由他们护送和保护，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一次，警卫团奉命配合县民团“围剿”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游击队。在行动之前，张汉民就把情况告知红军游击队，让其早作准备。“围剿”中，他巧作安排，以自己失败的方式将弹药武器送给红军游击队。而后，又将民团的人抓起来，给他们穿上游击队的衣服，将其全部击毙，并向上级请功。是年４月，国民党中央委员戴季陶到西安从事反共活动，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青年学生向戴质问：为什么国民党只反共不抗日？愤怒的学生烧毁了戴乘坐的汽车。戴要军警对学生进行残酷镇压。张汉民的警卫团到后用“压降”之名，暗中保护了学生，掩护省委负责人和大批地下党员安全转移。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间，张汉民利用工作之便，通过地下交通站为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提供情报，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对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１９３４年初，张汉民秘密协助上海中央局新派来的陕西南特委书记刘顺元组建游击队，掩护他在勉县菜园子举办两期党员训练班，并大量接收各地被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警卫团任职。因此大家说，张汉民的警卫团是“共产党的干部仓库”。为了使警卫团能真正掌握在党的手中，他对部属营长进行调整，三个营长分别让共产党员阎揆要、崔启敬、李明轩担任，副团长由共产党员魏书林担任。在全团１６个连队２０００人中，发展党员２００多名，连营团三级分别建立党小组、支部和总支。同时他还以招收文书为名，把地方党员２０多人吸收进部队，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力量。
１９３５年２月，警卫团奉杨虎城之命，扩编为警卫第三旅，张汉民升任为旅长，驻防西安。可就在这时，警三旅接到命令，阻截进入陕西的红二十五军。张汉民率队一方面“尾随”红军，一方面派两个共产党员去红二十五军联系。４月初，部队到了柞水县，由于负责同红军联络的同志没回来，张汉民到九间房附近了解军情时，遭红军伏击被俘，被错当反革命遭误杀，时年３２岁。
党的“七大”之后，党中央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承认其全部历史，让世人永久纪念这位杰出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