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去非，原名曾宗藩，１８９９年出生在江西永修县曾家村一赤贫农民家庭。父亲早亡，曾去非从小在拓林山区的一个杂货铺当学徒，后得好友王环心、张朝燮等人的资助，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当时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曾去非置身在时代的激流中，踊跃投身县城的学生运动。１９１９年７月，他和王环心、王弼等同窗好友一起回乡度假，立即以旅居南昌读书的青年学生为主，吸收县立小学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学生组成反帝讲演团，奔走城镇乡村，宣传反帝救国，鼓励群众起来抵制日货。这些活动，使他广泛地接触了各阶层民众，进一步认识到旧中国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是窒息人民、残害青年的精神枷锁。
１９２２年，曾去非从省立师范毕业，毅然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打算，立志以天下为己任，在故乡创办了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含英小学，他亲自担任校长兼教师。含英小学和旧学堂分庭抗礼，在贫苦子弟中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含英小学还开设了青年学习补习班，吸收１８—２５岁的青年入学就读。这些青年大都出身贫寒，像曾文甫（曾去非的哥哥）、赵敬国、曾庆高、曾庆吉等人，后来都成为了农运的中坚、革命的骨干。
１９２２年前后，和曾去非同组“永修县教育改造团”的王环心、张朝燮分别考入上海大学和武汉师范大学。他们在学校接触了李大钊、瞿秋白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常把《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和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等书报寄回家乡。曾去非从中了解了许多深刻的革命道理，眼界大大开阔。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社会贫弱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由此他感到，仅是推行新文化运动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面貌。于是，１９２３年春，他和王弼一起，将原“永修县教育改造团”改组为“永修改造团”，制订了团纲团章，正式提出了改造社会的革命口号。
自此，曾去非全力深入铁路、搬运、店员等工人群众中，通过办工人夜校、编写书报、演文明戏等各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在工人夜校中开设了文化识字课、马克思主义政治课，向工人讲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和苏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讲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的和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根源，以及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工人群众不顾日间操作的辛苦，冲破资本家、店主、把头重重阻挠，积极参加夜校学习，阶级觉悟迅速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星星之火迅速在劳苦大众中传播开来。
１９２３年底，王环心从上海大学结业回到永修，着手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曾去非首批发展为团员。１９２５年五六月间，曾去非由赵醒侬、张朝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和省委的指示，曾去非回到家乡进行创办农民协会的试点工作。他在曾村开办了平民夜校，白天和农民同田插秧，夜晚同农民共灯读书，宣传革命思想，讲解革命道理，筹组农民协会。此时，土豪劣绅到处散布“农民协会是共产党搞的，要实行共产共妻”，致使一些老年农民不敢让儿子、媳妇贸然参加。针对这种情况，曾去非便在夜校详细讲解农会的性质，说明农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是为了团结起来对付官府和土豪劣绅的。那年春旱，邻村邓姓的地主霸占公产，不准曾村农民到自己水塘里车水翻秧田。曾去非抓住这件事，向农民宣传“土靠土成墙，人靠人成王”，要团结起来闹革命的道理，发动农民向地主展开说理斗争。地主见农民人多势众，不敢横行，乖乖作了让步。农民在斗争中看到了团结的力量，纷纷参加农会，曾村农会一下子扩大到２０多户，６０余人。
曾村农会的成立，似一声春雷，震动全县。接着，七里陵袁家、牛屎港杜家、淦家等地相继建立农会。农民结成团体，扬眉吐气，打击地主豪绅，抗租抗捐。土豪乡绅视若洪水猛兽，想极力扑灭这股“赤祸”。云山有个大土豪吴朝绪，自称“云山洞王”，骄横不可一世。他听说共产党派人去云山组织农会，就恶狠狠地威胁说：“凡我云山地面，谁要加入农会，全家活埋！”曾去非知道后，亲自到云山去面见这个有名的“牛魔王”。他大义凛然地警告吴朝绪说：“组织农会乃是农民自己的要求，谁也不能阻挠。否则惹恼了农民，小心将来吃亏！”吴朝绪睁着一对暴突突的金鱼眼，望着这个体态文弱、神情坚决的青年，以及他身后一伙怒形于色的农民，吓得不知所措，只得自找台阶：“既然曾先生担保农民不闹事生非，那就试试看吧！”说毕夹起尾巴溜进后堂去了。云山农民头一次看见这个财大气粗的土豪头子威风扫地，开心地大笑起来。云山农民协会在农民的团结奋斗中产生了。黄韶、安城还办起了两个农协会，发展会员２００多人。农会势力迅速壮大，地主豪绅惶惶不安。
鉴于各地农会已具雏形，曾去非于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底在永修县城承德小学主持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在全县普遍建立农民协会和进一步发展农民运动”的决议。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县农民协会委员长，负责领导全县农民开展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打土豪，惩贪官，农民运动闹得热火朝天。
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时，曾去非根据中共永修支部关于“动员全县人民支援战争，迎接国民革命”的决议，废寝忘食，全力以赴，发动各地农会热烈响应北伐军，组织侦察队、运输队、担架队和带路组，给革命军运输弹药粮食和做向导。１０月底，林伯渠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攻打永修县城，曾去非亲自从四乡农会调集精壮会员１００余人，民船８０多只，渡大军过河，很快消灭了固守县城的北洋军阀部队。
永修光复以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永修县党部正式公开，曾去非当选为执行委员。为了巩固农运的胜利成果，清剿土匪，打击土豪劣绅，他致力建设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农民自卫军，亲自担任指导员。他根据当时苏联赤卫军的组织原则，为农民自卫军制订了七大纪律：一、官兵平等，军民团结；二、买卖公平，照价给钱，不要百姓一针一线；三、对妇女要正经，不调笑，不侮辱；四、勇敢杀敌，不投降，不叛变，不自动下火线不开小差；五、敌我分明，不与土豪劣绅来往；六、保护广大民众的利益；七、严守军纪，服从命令。农民自卫军接管了白槎、涂家埠、马口等地的公安局。曾去非的胞兄曾文甫兼任白槎区公安局局长，坐堂执掌大印。土豪劣绅胆敢为非作歹，轻则带上高帽，用绳子牵着游乡，重则逮捕法办。地主畏惧农会势力大，纷纷作鸟兽逃，也有不善罢甘休的，则没有好下场。城山大劣绅熊翰桐，依仗安义反动县长熊家居的势力，搬来反动军警，弹压借粮渡荒的农民。他还煽动安义３００余名农民，拿着锄头、大刀、鸟铳，来和城山农民械斗。曾去非闻讯，认为这是反动派镇压农会的严重事件，立即指派李德耀集合城山地区农民自卫军２００余人，予以坚决回击。农民自卫军作战骁勇，加之政治宣传工作做得好，对方受骗农民很快瓦解，流氓军警被杀得人仰马翻，抱头鼠窜。熊翰桐日后再也不敢放肆和农会作对了。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反革命大屠杀案，白色恐怖很快弥漫全国。在永修，篡夺县党部大权的国民党右派县长卢翰，勾结柘林大土豪吴廷桂、吴廷栋，放出在押的大土匪彭文生，纠集匪徒８０多人，于４月１５日夜包围了中共永修县委驻地，制造了震动全省的艾城城隍庙事件（即“四一五”事件），县委宣传部长张朝燮不幸牺牲。这件事使曾去非既悲痛又愤慨。他感到国共破裂已成定局，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绝不能妥协忍让，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在县委召开张朝燮烈士追悼大会的第二天，他和胞兄曾文甫一起，带领５０多名自卫队员，包围了县政府，把反动县长卢麻子从姨太太的牙床上拉了出来，解除了他和卫兵的武装，收缴了他贪污的赃款和巧取豪夺来的不义之财，并将他赶出了县衙门。接着，他又协同王环心主持召开国民党县党部执委会，通过了“清除右派分子皮述印等出党”和“放手发动工农，肃清土匪”的提案，给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坚决回击。
５月２８日，大土豪吴廷桂、大土匪彭文生发动了震动全县的柘林事变。曾去非的三弟曾文虎和４０多名农会骨干、共产党员，被土匪开膛破肚，惨遭杀害。接着，清乡委员会和保安团到处杀人放火，搜捕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曾去非建立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所在地大路边曾家村，群众的衣物、粮食、家具、牲畜被洗劫一空。曾去非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到处悬赏捉拿。上级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立即派他去抚州临川工作，担任赣东特委组织部长兼临川县委书记。
曾去非化名“于先”到达临川时，正值八一南昌起义部队途经抚州。根据上级指示，县委机关同志大部随军工作，南下广东，临川党的组织也随之由半公开状态转入地下。组织上考虑到曾去非人生地疏，易于隐蔽，故决定他留守临川。曾去非面临的工作环境十分险恶，但他毫不气馁，风风雨雨奔走数月，终于和没有赶上部队的店员工人周寿南、殷礼，进步学生丁英等取得联系，建立了县委通讯联络机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一面要求省委迅速派人来临川，充实领导机构；一面和县委的几个同志研究部署打开局面的工作，指定周寿南负责距离东门五里的中心洲区，徐国珍负责龙津区，殷礼随同他本人前往罗针、唱凯、云山一带发展组织，建立工作据点，很快恢复了这三个中心区的党支部或党小组，推选了负责人。一度被摧残而低落的工运、农运、学运又逐渐开展起来。
不久，中共江西省委派遣曾延生来赣东任特委书记，临川党的领导机构和农村的基层组织在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曾去非遵照特委指示，派人前往崇仁，自己带人奔走进贤、临川边界地区以及东乡、金溪、资溪、南城等县，寻找旧的关系，恢复各县党的组织。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各县党组织都有了负责人，有的已经恢复组织，有的正在发展。为了接受以往单纯注重政治宣传，不抓枪杆，在反动派的大屠杀面前革命者只能引颈待毙的血的教训，曾去非致力扩大革命武装，还十分用心做匪运、兵运工作。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利的消息传来，反动势力嚣张一时，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我们有些同志也产生悲观情绪，革命形势一度又出现了低潮。曾去非坚如磐石，从容应变。他积极寻找从部队失散回来的同志，千方百计和他们取得联系。如临川的刘景宽、吴从众，崇仁的章应昌等人，他都不避风险，找上门去慰问他们，鼓励他们振作革命精神，继续坚持斗争，并且根据情况，分配了适当的工作。还有被国民党清党运动清理回家的女同志周治中，曾任过省党部妇女部长。曾去非几次找她谈话，吸收她参加县委工作，以后成为曾去非工作的得力助手。为了打击反动派的气焰，鼓舞群众的斗志，曾去非于１９２８年阳历年前后指示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了一次统一行动，一夜之间砍倒了临川通向各地的所有电线杆，切断了敌人的通迅联系，又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革命胜利万岁”等红色标语在大街小巷四处张贴。天明时分，群众踊跃围观，纷纷传说叶、贺领导的革命军又回来了。地主豪绅无不惊恐万状。
１９２８年５月，中共临川县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曾去非在临川无法立足活动，整个赣东地区革命组织的安危存亡面临严重考验。此时，曾去非果断作出决定，将县委从城内迁往高坪附近，不久又转移到距县城２０华里的榆坊村，并召开了全县党的活动分子紧急会议，调整了县委机构，讨论了今后的工作，作出了开展武装斗争、反击敌人“清剿”的重要决定。
会后，曾去非迅速将决议上报省委，同时派人前往龙津区组织游击队，搜集长短枪六七支、梭标十余根，在崇仁、临川边界地区坚持斗争。曾去非等人则带着徐国珍来到崇仁县航埠的古矿村。这里有一所小学，教职员一律是我们的同志，活动环境极好。曾去非指示当地党的负责人迅速组织农民暴动，和游击队相呼应。
曾去非领导的龙津游击队，把活动范围扩大到崇仁白露市一带和临川高坪接壤的地方，打击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焚烧土地契约，将胜利果实分给农民，粮食达３０００石之多。曾去非只身深入石鼓苍、下埠、洋铁等八九个佃户村，在灯前月下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于秋收前发起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二五减租运动。在崇仁航埠古矿村，一天晚上，几百名手持梭标扁担的农民冲进大土豪章券孙的庄院，分了衣物粮食，烧了簿票地契，把这个作恶多端的吸血鬼一刀杀了。
１９２９年春，曾去非带着缝纫工人杨福喜前往罗针、唱凯等地视察工作，路过大岑不到二里的山地，突然碰上临川保安队反动头子付培兰率人拦路搜查，并从杨福喜的挎包中搜出许多党的机要文件。敌人知道抓住的是共产党的重要负责人，大喜过望。曾去非看到难以逃脱，立即从容镇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这位工人是我在坪上花两元钱带路的，请你放了他。”狡猾的敌人哪里肯相信，立即将两人五花大绑押到临川县城。杨福喜几天后准保释放。敌人从曾去非口中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材料，决定将他杀害。临刑赴难途中，曾去非须发怒张，圆瞪双眼，不断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胜利万岁！”匪徒张惶失措，急忙把石头、布条塞进他的口中。他仍然双脚跳起，含混不清地大喊大叫，路人见状，无不垂泪。
“英烈浩气传千古，热血染作战旗红。”曾去非壮烈牺牲以后，赣东各县革命志士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红旗不倒，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