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含辉:孤胆虎穴不惜身,川北滴血见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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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含辉烈士传略

■张守宪 王少民

张含辉,原名张松林,字蕴山,化名光军、英侠,1902年4月出生于陕西省兴平县界庄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小时在宋村沟私塾和兴平县高等小学读书,学习成绩优良。1922年春,张含辉考入西安市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在此期间,受到“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思想进步很快。有一次,西安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士们在三中借讲单轨火车为名,进行唯心史观的宣传,胡说“人的灵魂是上帝给的,人死后有的灵魂升天,有的灵魂入地狱”等。张含辉越听越气愤,当场登上讲台,针锋相对地说:“世界上没有上帝,更不会给人以灵魂!”狡猾的传教士反问张含辉:“你讲讲人为什么没有灵魂?”这一下可把他给问住了。台下的一些宗教信徒见他答不出来,都在讥笑他,还给他起了个外号:“没有灵魂的人”。张含辉怨恨自己知识贫乏,暗下决心多看书,一定要驳倒“上帝造灵魂”的谬论。

1924年春,共产党员魏野畴到三中任教务主任。张含辉虚心向他求教。魏野畴引导他要善于斗争,好好阅读《社会发展简史》、《唯物史观》等进步书籍。从此,张含辉如饥似渴地攻读,认真做读书笔记,政治思想觉悟大为提高。同年秋,张含辉经魏野畴、张秉仁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进步组织——“青年生活社”。随后,当选为青年生活社和西安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并常在进步刊物《青年生活》上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他还积极组织进步青年阅读革命书刊,开展文体活动,引导青年学生关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积极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1924年冬的一天,张含辉在魏野畴的指导下,在三中贴出演讲的布告,题目是“没有灵魂的大主义”,主讲人“没有灵魂的人”。布告贴出后,轰动了全校。演讲的那天晚上,学校礼堂内外挤满了人。张含辉运用唯物史观和生理学的道理,论证了世界上根本没有上帝,揭穿了传教士利用迷信欺骗青年,散布唯心主义,维护封建统治的罪恶阴谋。张含辉的演讲有条有理,生动活泼,说服力很强,博得了同学们的赞扬。年底,他将讲演稿加以充实修改,以《宗教家之灵魂说》为题,在西安《民生日报》上连载七天,宣传了无神论的唯物史观,回击了唯心主义。

1925年5月4日,直系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怂恿匪军打伤省立一中学生数十人,激起了西安各中等学校师生的极大愤慨。根据团组织的决定,张含辉等同志通过市学联和“青年生活社”,领导学生举行罢课,要求严惩肇事凶手和幕后策划者。他率领同学走上街头进行讲演、贴标语、散发传单,动员各界群众参加驱吴斗争。军阀吴新田竟变本加厉,下令派重兵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张含辉按照上级指示,前往三原地区国民军杨虎城部请愿,呼吁各界声援驱吴斗争。在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中,为进一步发挥学生会的作用,7月7日在三原召开了全省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张含辉等人起草的十余项反帝反封建和维护学生利益的议案,并选举张含辉为省学联主席。

7月中旬,军阀吴新田慑于学生运动和国民军的威力,率部西撤汉中。张含辉和同志们怀着驱吴斗争胜利的喜说,从三原回到西安,又投入了同教育界反动势力的斗争。他率学生代表到省教育厅,要求从速答复改良现行教育的三项条件,并组织学生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9月16日,又组织西安、三原、合阳等地学联的代表,当面质问教育厅长郗朝俊。郗朝俊理屈词穷,无言答对。在学生们的强大压力下,伪省长刘治洲被迫免掉郗朝俊教育厅长职务。这次斗争,有力地打击了陕西教育界的反动势力,也充分显示了张含辉这个学生领袖的组织才能。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张含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逐步地接受了马列主义。1925年秋末,经魏野畴、吴化之介绍,张含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13日,共青团西安地委成立,他当选为团地委委员。同时,他还担任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1月,张含辉和张仲实在党团地委的领导下,积极筹备和主持省学联临时代表大会,并代表省学联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传达了全国学代会的精神,参与起草了一系列决议案和电文。会议期间,张含辉与代表们并联合有关团体,举行了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印刷了大批传单,发表了宣言,热情赞扬列宁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在会议结束的当天,张含辉带领各地学联代表和西安各中学的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奉系军阀”、“排除反动教育”等口号。这一行动使敌人心惊胆战,遂派出武力进行镇压,并捕去学生代表。学生们在张含辉的指挥下,毫不畏惧,向敌人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释放学生代表。经过斗争,被捕代表获得释放。从而,大长了学生们的革命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1926年4月,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境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又率兵卷土重来,由潼关进攻西安,企图重霸陕西,再次统治陕西人民。张含辉和西安党团地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坚守西安,积极协助李虎臣、杨虎城将军筹划军需民食,加强军民的政治工作,坚定大家守城的信心,并组织学生进行宣传鼓动和救济工作。这期间,他还介绍任致远、陈子敬等十余名同志加入党团组织。是年夏,张含辉和侯德朴同志奉命冒着生命危险化装出城,到兰田开展农民运动,很快组织起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武装,与军阀刘镇华开战,缴了敌人一个营的枪;夺取了敌人在兰田、孟村镇等地的粮仓,并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农民。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还筹集了一批经费,送往西安城内。张含辉将上述情况及时地向党中央写了较详细的报告,提出党组织应该抓紧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军事工作和农民运动,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11月中旬,国民联军会师咸阳时,张含辉向该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孙良诚、旅长吉鸿昌、苏联军事顾问赛福林介绍了西安周围的敌情和城内军民艰苦守城的情况,呼吁急速解西安之围。11月下旬,军阀刘镇华在国民联军内外夹击之下,逃回河南。张含辉随军进入西安。进入西安后,他目睹市民饿冻而死的悲惨遭遇,挥笔题诗一首:“四邻悲声凄又惨,忆起嵩匪围长安。斗米百元无处买,油渣充饥尤为甘。”(诗稿现存陕西省档案馆)

西安解围之后,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张含辉协助魏野畴以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的名义,在西安举办政治、军事等训练班,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骨干力量,在陕西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1月,张含辉出席了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不久,他还兼任了农民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他亲自举办农运讲习班,指导农运工作,积极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并指示县农协:不经同意,驻军和政府不得随意向农民摊派粮草和款项。

后来,省农民协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张含辉作了省农协的筹备经过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张含辉参与起草的26项决议案和宣言,并选举张含辉为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6月16日,他和张振海等同志代表陕西省农协前往武汉,参加全国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准备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拨发枪支弹药,进一步武装陕西的农民自卫军。途经郑州时,得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已开始在河南“清党”反共。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张含辉立即电告陕甘区委和陕西省农协作好应变准备。他与其他代表日夜兼程返回西安,向陕甘区委作了详细汇报,并以区党委的名义,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尽快转入地下斗争。

1928年夏,由于反动政府追捕张含辉,经党组织批准,他离陕去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的党员侯德朴和中共顺直省委接上了关系,并任省委巡视员,先后到大名、邢台、邯郸、安阳、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巡视工作,指导党的地下斗争。他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工人运动等工作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0年12月初,在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吴亚鲁、张含辉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来山东组成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张含辉任书记兼职工部长,汪秋实任组织部长,吴亚鲁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

张含辉到山东时,正是党组织处于危难之际。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和党内出了叛徒,山东省委在8月和11月两次遭受严重破坏。全省的党团员由“六大”时的1000余人,下降到200余人。张含辉和战友们知难而进,经过短时间的调查,召开了省委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始纠正立三“左”倾路线对山东的影响,制定了恢复和整顿各地党组织的计划;部署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和开展年关对敌斗争的工作,并提出山东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即: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反对右倾悲观失望情绪,抓紧对工农兵群众的发动工作。为了加强对群众斗争的领导,根据党组织和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他将全省划为五个中心工作区域,并制定出省委本身的中心工作:“在工人方面,要加强胶济、津浦两铁路、煤矿、纱厂、海员和中心城市市政工人的工作;在农民方面,要加强中心城市四郊及铁路沿线的工作;在士兵方面,要特别注意韩复榘、刘珍年的中心部队和东北的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中的工作。”(见1931年5月6日《山东省委工作总报告》)此外,还提出各级党组织都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发动工作。

省委会议后,汪秋实、赵一航分赴外地巡视工作。张含辉和吴亚鲁共同指导青岛市委的改组工作,成立了以颜世彬为书记的新市委,并和市委的同志深入到厂矿、铁路,恢复和建立了四方机厂、宝来纱厂等五个党支部,在本市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东北海军和胶济铁路也建立了党的关系,还帮助市委成立了市政委员会、海产委员会、临时团市委及两个烟厂团支部。在张含辉和吴亚鲁等省委同志的具体指导、帮助下,青岛地区的党组织迅速壮大,全市至1931年4月已成立了三个区委和十多个党支部。除此之外,张含辉还先后指导了烟台、博山、济南、潍县等地区党组织的工作,传达了上级党组织关于反对立三路线的指示,并要求大家好好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制定好今后工作计划。为了健全省委办事机构,加强工作,在张含辉的建议下,设立了两部(宣传部、组织部)、四委(职工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军事运动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三处(秘书处、印刷处、交通处)和机关党支部,出版了《山东红旗》(三日刊)、《党内生活》(半月刊)、《布尔什维克》(半月刊)等刊物,还编印了传单、标语、宣言、通告等80多种材料,扩大了革命影响,加强了对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的宣传教育。

1931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东临时省委撤销,正式成立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张含辉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吴亚鲁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赵一航任军委书记,彭湘任铁委书记,周铁忠任妇委书记,王公博任工联秘书。

省委成立后,在张含辉的主持下,制定了《山东省委工作计划大纲》,作出了《关于党团关系的决议》、《为调动同志及群众打进反动军队决议案》,还印发了《为纪念“三一八”纪念日告全省工农兵士书》。在上述文件中,提出要继续扩大党的组织,建立群众组织和革命武装,加强宣传工作,办好党刊;要继续纠正立三错误路线,恢复青年团及青年群众组织;在发展党员中不但要注意到数量上的发展,并且要注意到质量上的提高,加强对新同志的教育训练工作,分配他们参加实际工作,使其能担负起党的基层工作任务。为了深入开展工运和农运,张含辉曾三次主持开办党员训练班,亲自讲课和作报告,同党员一起讨论如何搞好工运和农运问题。他还到烟台,深入到国民党海军,同地下党员进行个别交谈,调查了解在海军开展兵运工作的经验。

张含辉在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期间,和战友们“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去奋斗,克服一切困难”,使山东的党组织得以恢复和发展,并新成立两个特委、一个市委和八个特别支部,党员由200人发展到400多人,全省共有50多个党支部。团组织、赤色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也都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工人的反帝罢工斗争和农民反豪绅、反军阀统治的斗争不断高涨,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31年4月14日,张含辉到青岛市委的秘密联络点,准备同即将去博山任特支书记的王梦林谈话时,在门口被一密探缠住。他临危不惧,沉着冷静,以若无其事的样子和密探边走边闲谈,从敌人口中得知一些同志已经被捕。他用许多话语巧妙地把这一密探说服,并塞给他十元钱,才得脱身。随后,他迅速跑过十几条马路,通知省委宣传部长吴亚鲁等负责同志,并将部分同志被捕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请他们立即撤离。当天下午,他又设法把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告诉省妇委书记周铁忠。张含辉一切布置妥当,回到住处时,发现有四五个警察已经在室内等候。他机智地躲过敌人的视线,迅速地从后门逃脱。敌人没有抓到张含辉,就立即下达了通缉令,进行搜捕。

4月15日,张含辉在身处险境的情况下,为了党的工作,又秘密地召开了省委会议,决定立即与各地党组织建立新的关系,各地联络站一律变换,以防再遭受大的破坏。会议还决定派张含辉去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省委工作暂由吴亚鲁负责。4月16日,张含辉化装离开青岛赴上海,向党中央写了长达二万余字的《山东省委被破坏的经过及教训》、《山东省委工作总报告》。这两份报告详细汇报了省委的工作和组织状况,进行了自我批评,向党中央反映了工作中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在报告中,对当时党中央领导的“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对山东党组织今后的工作和领导人员的调动提出了建议,体现了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

1931年6月,党中央派张含辉回陕西开展革命工作。是年夏,中共陕西省委派遣他去甘肃邓宝珊部教导队从事兵运工作。在此期间,他在甘肃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不久,杨虎城给邓宝珊部500支步枪,邓宝珊随即派教导队用汽车由兰州前去平凉接枪。在运枪途中,张含辉等同志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和安排,拟发动一个连举行兵变,起义后将部队和枪支带到六盘山附近的固原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但由于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当起义人员正在秘密集合时,被敌人发觉。张含辉、周子学率部迅速撤出蒿店镇,边走边战。这时,敌人的大部队很快追来,起义部队被冲乱,周子学壮烈牺牲。张含辉脱险后,化装成乞丐暂时隐居家中。

1932年冬,杨虎城部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张汉民率部赴陕南时,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张含辉到该部执行特种联络使命。他在12月到达汉中,与陕南特委及省委巡视员取得了联系,同已在警卫团中的张汉民、阎揆要、张秉仁、史唯然、魏书琳等一起积极开展兵运工作。

1933年春,张含辉受党组织的委托,化装成商人去川北给红四方面军送去了急需的军用地图和十几担药品,并将警卫团准备进行兵变与红军汇合的计划转告给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认为,警卫团暂时留在杨虎城部,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更为有利,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那时再公开打起红旗。张含辉回到汉中,向陕南特委和警卫团的党组织传达了这些意见。党组织认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决定按此精神布置工作。

1933年初夏,张含辉根据党的指示再次入川,与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联络。他完成任务后,在返回张汉民部队驻地上元观的途中,不幸被敌人逮捕,不久在南汉河以东之吴家坡树林内英勇就义,时年31岁。

张含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为发展壮大北方党团组织,建立革命武装,领导工农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一片丹心、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怀念,永远激励着我们为振兴中华奋发向上、开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