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一生只做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责任编辑:赵镭饷 2024-02-26 08:10

朱光亚(1924.12.25—2011.2.26),湖北武汉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元勋。 他是中国核科学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参与组织领导了秦山核电站筹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以及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等荣誉。

朱光亚“一生只做一件事”

■黄铭

朱光亚,核物理学家,我国“两弹一星”元勋,当代科技领域的一位帅才。他曾多次说:“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中国原子弹秘密计划的重要一员

朱光亚1924年出生于湖北宜昌。由于勤奋好学,他考取了当时国内最好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并和先后进入的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四人志趣相投,成为好友。

20世纪40年代,由中共领导的西南联大爱国民主运动轰轰烈烈。目睹国民党腐败无能、倒行逆施,朱光亚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王刚,在政治上向共产党靠拢,听取地下党的指示。

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从此,核武器成为强国显身手、瓜分势力范围的重要砝码。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也想在中国制造原子弹,他令俞大维秘密筹划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批了50万美元作为研制经费。朱光亚在征求地下党组织的意见后,与唐敖庆、王瑞酰、孙本旺、李政道一起,于1946年8月随同华罗庚从上海乘船漂洋过海去美国学习。但他们的愿望落空了,美国不向其他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先期到达的曾昭抡建议大家分别到合适的大学任教或选择专业学习深造。

1946年9月,朱光亚进入了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他一边作为吴大猷教授的研究助手,一边攻读博士学位。朱光亚成绩优异,成绩全是A,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他的试卷卷面清晰、干净,老师们认为阅读他的卷子是一种享受。老师、同学爱称他“KY(光亚)”,称赞他“做起实验来很拼命”。朱光亚于1947年、1948年和1949年发表了三篇前沿课题研究成果。1949年6月,他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时年25岁。

朱光亚待人谦和、热情,有组织能力,威望高,曾经担任中国留美学生会主席,组织一些爱国进步活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光亚鼓励大家学成之后,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1950年2月27日,他毅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旅费“救济”,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自筹经费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带头人”

1955年初,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重大决策。1957年,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谈判原子弹技术援助问题,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但是,苏共中央单方面撕毁了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很快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

当务之急,是挑选一位“科学技术带头人”。经过酝酿,由钱三强推荐并经过二机部党组批准,朱光亚被调到九所参与组织领导工作。为什么要选朱光亚?钱三强总结:第一,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能团结人,既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因而他可以调动整个研究室力量支持新成立的研究机构;第四,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实践证明,朱光亚果然把担子挑起来,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35岁的朱光亚调入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抓科研生产,重点负责核物理方面。从此,他以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

1958年7月15日,苏联专家聂金、加弗利洛夫和马斯洛夫给宋任穷、刘杰、袁成隆、钱三强、吴际霖和郭英会讲过一次技术课。苏联专家要求不要做记录,讲课人在黑板上边写边擦,听课人只记下一些零星、不系统的材料。1960年6月,吴际霖想起来这件事。朱光亚立即亲自带领人员进行整理,经补充、修正、核实,形成一份较为完整的材料。6月15日,朱光亚在全所组长以上技术人员参加的会议上,讲明了研制原子弹的目的和要求,详尽地介绍这个资料。这就是中国原子弹研制的重要一步——业内人称道的“朱光亚交底”。

1962年,原子弹起爆元件获得重大突破,内爆法的关键技术获得验证,中子源明确了主攻方向,核武器研制和试验基地的建设已有初步规模。朱光亚执笔完成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简称《两年规划》),上报中央。同年9月,朱光亚主持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实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对原子弹研制工作做出全面规划,提出了原子弹研制的关键问题和核试验爆炸分两步走的创新方案,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对《两年规划》做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从此,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海纳百川,从善如流

朱光亚善于将庞大、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理出纲与目,纲举目张,全局一盘棋,化难为易。各项目的技术报告、试验方案、理论方案、出厂报告、会议纪要,他都一一过目,核实、修正,指出问题,提出办法,甚至亲自誊清,送有关同志阅办。他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业务基础,同时善于归纳、吸收各方意见,对不同意见反复斟酌,不轻易否定。

“在科学问题上,由于专业繁多、相互联系复杂,更要开展技术民主。注意发挥专家和科技人员的智慧与作用,群策群力,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这是朱光亚的名言,也是他一生工作经验的总结。有一次,他同几个人修改报告。有一个词,我坚持了两次都被他否定了。第三次,我还坚持,他说“就按你的改”。像他这样的大师,没有博大的胸怀是做不到的。

我初当秘书时,在众多的专家、领导面前不敢发言,朱光亚鼓励我,给我机会。一次,审查核试验纪录影片时,我说:“我觉得有一个表达核试验放射性总剂量与时间、距离关系的画面不准确。应该改一下。”朱光亚鼓励地说:“对,这里就按黄铭说的改。”

从善如流绝不意味着逃避责任。朱光亚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出现紧急情况时,是“一言九鼎”,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一次,邓稼先向朱光亚报告,发现当时的核弹头突防性能有问题需要解决。事情紧急,经费紧张。朱光亚与张爱萍商量后,命我立即草拟报告,由张爱萍签名,朱光亚副签,直接报毛主席。毛主席很快批准拨出专款。我们马上组织了“抗核加固”专业组,开展这方面的研制工作。后来我调到科技部二局即负责这方面的管理工作。朱光亚多次告诫我:“这笔钱来之不易,要管好,用好。不要‘撒芝麻’,每个项目分一份。要重点投入。”

2004年12月25日,适逢朱光亚八十华诞。为了宣传并弘扬朱光亚的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国家天文台决定将一颗1996年在朱光亚诞辰日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朱光亚星”。从此,这颗天体承载着朱光亚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遨游寰宇,光耀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