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原名林祚培，号育英（毓英），又名林仲丹（仲旦、仲柚），１８９７年２月２５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染铺湾一个手工业者家庭。
张浩从小勤奋好学，曾在家乡上过几年小学。在具有进步思想的李卓侯先生的教育下，他从小萌发了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后因家境贫寒，辍学在家从事祖传的织布业，成了一个出色的染织工人。他曾想靠染织“成家立业”，但阶级的压迫、民族的危难使他的想法成为幻影，因而时常处在苦闷之中。震撼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使他在迷雾中看到了一线曙光。当时在武汉参加和领导学生爱国运动的堂弟林育南，写信给张浩介绍了五四运动发生的情况，要他在乡下也干起来。在恽代英、林育南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张浩开始懂得“劳工神圣”的道理，决心要做世界的主人。从此，他满怀救国激情，积极投入社会改革活动。
１９１９年冬，张浩和林育南、林洛浦等在家乡昼夜奔走，四处联络，取得同族长辈的支持，在黄冈县白羊山八斗湾庙里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浚新小学”和通俗讲演社。１９２１年春，张浩又在利群书社的资助下，与林洛浦等在武昌大堤口开办了利群毛巾厂。因张浩善于染织，成为这个厂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厂开业后，逐步成为宣传进步思想、联络革命同志、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据点。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０日，张浩参加恽代英、林育南等发起召开的利群书社成员及社外朋友的代表大会，会议主张学习布尔什维克，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并决定成立带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共存社”，张浩当选为负责与工厂联系的委员。“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利群书社大多数成员思想上的革命转变。１９２２年２月，张浩经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改名林仲丹，表示红心向党，革命到底！
张浩入党不久，中共武汉区委即派他到大冶港（黄石港）、窑（石灰窑）湖（袁家湖）地区（即今黄石市）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张浩首先到大冶铁厂，化名李福生，以翻砂工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日夜奔走于厂矿之间，深入工人、家属之中，找他们谈心，向他们宣传“劳工神圣”的道理，揭示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同资本家做斗争。经过他的艰苦工作，首先在大冶铁厂秘密成立了两个工人学习小组，有６０多人参加。张浩经常指导学习小组的工人学习理论，对工人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他说，矿是我们工人开的，铁是我们工人炼的，这世界是我们劳工创造的，没有我们的辛勤劳动，就没有一切。我们才是最高贵的人！我们应该做国家的主人。俄国的工人不是正在管理国家吗？只要我们挺起腰杆，团结起来，就能推翻旧世界，铲除一切剥削制度。
经过张浩的努力工作，在大冶铁厂发展了第一批既有斗争精神又有一定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刘愚生、仇国生入党，接着又在华记水泥厂、下陆机厂发展了周良方、吕子皋、梁士卿、赫惠林等同志入党，并在这些厂矿分别成立了特别党小组，到１９２２年５月又联合各小组成立了中共大冶工矿特别支部委员会。工矿特别支部的建立，使黄石地区的工人有了本阶级的先锋队和领导核心。黄石地区的工人运动便在党的工矿特别支部的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汇入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洪流。
在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武汉地区爆发了对中国中部和北部的工人运动有极大影响的汉阳钢铁厂（以下简称“汉厂”）工人大罢工。“汉厂”是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武汉区委十分重视这里的工作。１９２２年，“汉厂”工人准备于７月１６日举行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１５日夜间，反动军警突然进厂抄查，并搜去工人俱乐部名册。７月２３日，“汉厂”工人为抗议军警抄查举行大罢工。厂方竟开除了七名领头的工人，又收买了“汉厂”最大的化铁炉工头韩老三，使“汉厂”罢工遇到严重阻碍。
在罢工面临成败的紧急关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派张浩前去协助工作。张浩经过了解，弄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及时报告了罢工委员会。当时的情况是：化铁炉不熄火，罢工要失败；如果把化铁炉毁掉，工人就要失业。针对这种情况，在罢工委员会讨论对策时，张浩提出：“对工贼不要太文，对工友们不要太武，以免引起以后的不和气。现在坏的是工贼韩老三个人，并不是化铁炉的全体工友，所以我以为提出一个‘打死工贼韩老三’的口号就够了，这样一来，不独唤醒已罢工的工友去惩罚他，就是化铁炉的工友也会起来打死他。”果然，“打死工贼韩老三”的标语一贴出，韩老三就躲着不敢露面，化铁炉也随之停火。资本家慌了手脚，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十七项条件。由于张浩深入罢工第一线，运用了正确的斗争策略，这次罢工前后只经过五天就取得了完全胜利。
１９２３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共湖南区委利用赵恒惕与吴佩孚、肖耀南的矛盾，使湖南的工运仍有所发展。这时，生病初愈的张浩奉命转移到长沙望麓园织布厂担任技师，在党内担任支部书记，从事工人运动。５月下旬，胜利地领导了长沙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斗争。后又调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消费合作社任工农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并参加安源地委工作。张浩在工人运动的海洋里努力探索，奋力搏击，锻炼成长为智勇双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者。
１９２４年，党选派张浩、关向应、肖石月等２０余人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在这里，张浩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运史知识，更坚定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五卅运动后，张浩奉命回国，化名林春山，担任中共上海地委杨树浦党委书记，后曾参加上海区委工作。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倒段反奉”运动。１２月６日，由上海总工会等团体发起，在上海闸北区青云路东方大学门前荒场举行反段市民大会，到会万余人。尽管会场遭到数百名军警包围，群众仍坚持开会演说，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张浩率领工人队伍走在最前面，与包围会场的军警发生冲突。张浩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地与敌人搏斗，他的头部、腕部、胸部都被敌人刺刀戳伤，血流如注，黑衣尽变赤色，但仍坚持指挥群众斗争。此时，张浩见秩序大乱，群众有星散之势，他强忍疼痛，挣扎着呼喊：“冲呀！弟兄们！……”喊声未了，就昏倒在血泊中。群众抬起浑身是血的张浩，冲出军警包围，按预定计划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打倒段祺瑞政府”、“组织人民政府”等口号，英勇悲壮，震动淞沪。
１９２６年底，张浩伤势尚未全愈，就来到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担任武昌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和汉阳县委书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根据党的指示，张浩开设“义兴会”木器店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战斗在虎穴狼窝之中。
１９２８年春，张浩临危受命，前往湖南，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职工委员会书记。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鲁涤平、何键动用军事力量对全省实行分区“清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因此，这里曾有“死地”之称。张浩此行的任务是十分艰险的，同志们都为他的安全担扰，但他一心想着党的事业，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告别了妻子和亲人，向送行的同志们坚定地表示：“为了党的原故，死，我也得去！”义无反顾，坦然前往。
到湖南后，他十分重视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多次派人前去联系。为了配合井冈山斗争，他参加筹划了“幕阜山脉暴动”计划，亲自部署了平江起义，调滕代远任湘鄂赣特委书记，到平江等地巡视工作。在省委指导下，７月２２日爆发了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第五军，给反动派以沉重打击。
当时，湖南省委机关设在安源。这里地处湘赣两省边界的山区，又有铁路联系两省的中心城市，工人集中，群众基础好，是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区域，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８月中旬，湖南军阀何键亲率部队会同赣军第三军肖希贤团到安源围山搜捕，破坏中共秘密机关及联络点十一处之多，杀害了许多革命同志。敌人搜查了张浩在安源曾住过的中窑坡周宅和慈云寺两处，抓走了周斋婆与和尚张仲华，张浩则在群众的掩护下机智脱险。９月上旬，由于叛徒的出卖，省委又一次受到严重破坏，幸存的省委成员已无法在湖南立足，不得不转移上海。在这生死考验面前，张浩毫不动摇，他曾先后化名李春生、张开照，也曾削发为僧，隐藏在慈云寺中，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坚持秘密斗争达３个月之久。后根据党的指示，他在一位老和尚的护送下，顶风冒雪，沿途乞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程，才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上海。
１９２９年春，张浩奉命担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阴森森的白色恐怖，压抑不住群众心头的怒火。就在这年的５月，在党的领导下，一场反帝斗争一触即发。５月下旬的一天，张浩路过沪西外国营房门口，看见旁边放着一口白棺材，一群男女在悲痛哭诉，不绝口地痛骂帝国主义，还有不少愤怒的群众在议论纷纷。经过了解，才知死者名叫张学良，是沪西老虎灶工人，张学良的儿子小毛被英国侵略军士兵抓到营房，强脱裤子，进行侮辱，张学良去抢救儿子，被英兵毒打致死。张浩听了义愤填膺，决定用这件血淋淋的事实发动群众声讨侵略者的兽行。他带着张学良的家属，拿着血衣到各学校团体呼吁声援。一场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难家属的反帝斗争开始了。张浩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组织群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抬棺游行。这个事件震动了全国，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此发表了《为英国兽兵惨杀张学良檄告全国同胞书》。在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下，英帝国主义被迫向死者家属道歉，并赔款二万元。
在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那天，沪西工人举行了集会游行。张浩看见几个外国巡捕欺侮两个游行的女工，不禁勃然大怒。为抢救阶级姐妹，他快步上前，赤手空拳与巡捕拼搏，被敌人用警棍、枪托打得头破血流，头部再次受重伤，并被抓进巡捕房。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威胁利诱，但他毫不屈服，装作精神病人，骗过了敌人。敌人找不到任何证据，后经党组织的营救，他被释放出狱。
同年１１月，张浩作为全国总工会特派员，到香港指导海员总工会和香港工代会的工作。由于张浩运用正确的策略，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香港的工人运动有了发展，并得到全国总工会的肯定。
１９３０年春，为了加强对东北工人运动的领导，全总派张浩到哈尔滨指导工作。４月，中共满州省委遭到破坏，他又奉命到沈阳组建省委，并先后任省委委员和省委书记。为了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和开展群众工作，他冒着极大的风险，经常到沈阳皇姑屯车站和兵工厂等处指导工作，在工人群众中建立党团组织。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到８月份，全满洲省的党员发展到７００多人，建立了哈尔滨特委和磐石、吉林、宁县等七个县委。
９月下旬，张浩出席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后，他与陈潭秋回到沈阳，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全会精神，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根据全总和省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张浩任全总特派员，并担任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１１月下旬，张浩到抚顺巡视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在去抚顺的火车上被捕。凶恶的敌人用灌冷水、辣椒面和煤油，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扒光衣服放在地下室里冷冻，吊大拇指等种种酷刑折磨他。他多次昏死过去，但他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高尚气节。在法庭上，他坚不吐实。在监狱内，他积极做同案人的工作，借纪念“五一”的机会，决定了一致的口供和对群众工作的计划。他说，敌人没有拿到真凭实据，只要我们大家统一口径，决不供出真情，敌人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可以争取无罪释放。他曾破指血书：“坚持到底！”以鼓舞大家的斗志。他还做动摇者的工作，使动摇者有所悔悟、否认原供。经过难友团结一致的斗争，同案３４人，２９人无罪释放，只有五人判刑，张浩是最重的一个，被判了五年。
九一八事变后，经过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张浩于１９３２年春出狱。出狱后，他不顾被敌人严重摧残了的身体，以旺盛的斗志奔赴新的战斗岗位。张浩回到上海后，担任了全总常委兼海总书记，投入了抗日反蒋斗争。
１９３３年春，张浩化名李复生，受党中央和全总的派遣，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到莫斯科。１９３５年秋，张浩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国内情况，讨论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１９３５年冬，张浩肩负向中共中央汇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重任，打扮成商人，并从这时起用张浩的化名，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协助下，越过茫茫沙漠，闯过层层关卡，经蒙古回到陕北。在１２月下旬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浩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以及《八一宣言》的内容和起草经过。这就恢复了自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长征以来中断了的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国内政治形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张浩对党的这一策略方针的制定建立了功勋。会议还决定成立白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和张浩分别任正、副书记，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
张浩回国之初，正值张国焘肆意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猖獗之时，张浩旗帜鲜明，坚决拥护遵义会议以后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自觉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领导。当他了解到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反党阴谋活动后，立即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令其取消伪“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１月２４日，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及时致电张国焘，支持中央《决定》，声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肯定“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令其迅速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北上与中央会合。以后，他又多次致电张国焘，促其北上，为胜利实现红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做出了贡献。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红三十军、九军和五军共二万余人西渡黄河，并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０日组成西路军，向西北前进。次年２月下旬，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急，遂以红四军、三十一军、二八军及骑兵一个团组成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张浩在担任援西军政委期间，根据党中央的批示，用高度的原则性和党性教育干部战士，一方面引导大家坚决批判张国焘的严重错误，一方面又向广大指战员讲明党的政策，团结教育广大干部战士，提高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他在维护党内军内团结、克服张国焘分裂活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３７年秋，张浩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并参加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工作，与刘伯承师长一道率部东渡黄河，挺进晋东南。他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强调要保持红军十年来的光荣传统，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对于建立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他的身体难以支撑艰苦的戎马生活，１９３８年１月，党中央决定调张浩回延安，领导职工运动，由邓小平同志接任一二九师政委工作。
张浩回延安后，作为中央委员先后担任过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和抗大职工大队大队长、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执行委员、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和工人学校校长等职，与邓发一道主持创办了《中国工人》杂志，培养训练了大批工人干部，为发展抗日时期的职工运动谱写了新篇章。
张浩从太行山回到宝塔山，就将全部心血倾注在工人干部的教育上。为了培育工人干部和指导全国工人运动，他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和他近２０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呕心沥血，写出了大量充满理论力度和革命激情的文章和讲义，仅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期间就写了十多万字。他经常给工人干部讲课，同他们一起参加劳动，做思想政治工作。
张浩对工人干部既有严格要求，又有循循善诱的教诲。工人学校开学伊始，他就要求学生：“在物质生活方面，要向下看齐，在精神食粮与政治方面，要向上看齐。我们的一切举止行动均要提高到马列主义的原则上。”强调“工人不是招牌，而是实际行动的模范”。他善于联系群众，态度和蔼可亲，从不摆任何架子，所以学生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愿意找他谈。还在安吴堡青训班时，有一个空军机械士张某，有熟练的技术，又有高度爱国热情。张浩发现他是个人才，就介绍他到延安摩托学校学习。进校不久，指导员对他要求过高过急，动辄给他扣大帽子，他一气之下，要求离开延安，特来找刚从安吴堡回到延安的张浩。张浩与他促膝谈心，说：“我们工人到处受欺负，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真正的家。现在的延安是中国工人惟一的家。”劝他不要离开延安，他听了很感动，从此安心工作，成了一个模范工作者。有些被认为落后而无法挽救的工人，一经张浩的教育，也很快有了转变。有些受过张浩热情帮助的同志，竟情不自禁地称他为“妈妈”。张浩就是用这种“妈妈精神”温暖和滋润了在旧社会被蹂躏的无数工人。
张浩不仅自己把学生当作阶级兄弟，循循善诱，热情关心，也要求其他同志善于发现和耐心培育学生的优点。他曾深有感触地说：“看见人的缺点易，发现人的优点难；痛快指责他人缺点者多，耐心培育他人优点者少！”张浩就是善于发现和培育学生优点的良师益友。张浩正是用他概括的关于职工运动的理论和经验，用他的思想品格和斗争事迹，培育和影响了一代工人。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张浩的教育和带动下，张浩的妻子、两个胞弟、两个内弟、三个儿子和一个堂妹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张浩的内弟涂明山、涂延林，次子林汉南，堂妹林春芳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了救护同志，张浩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遗失了。张浩自己曾两次被捕、三次受重伤，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后又长期带病坚持工作。１９４０年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上，张浩突发脑溢血病致半身不遂。在他沉疴不起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边区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他曾派两名干部与边区建设厅筹划伟华毛织厂的创办事宜，办厂之初缺乏工人，他就把自己机关中的勤务员和炊事员抽去支援。
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亲痛仇快的皖南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张浩在病中仍关注形势的发展，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谈自己对皖南事变后国内外形势的看法，指出：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各国内的阶级矛盾、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虽然存在着、发展着，但仍为次要的矛盾”。他认为，这是皖南事变不同于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力量，有信心，即有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有八路军新四军，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广大的抗日民众，有许多中间分子同情我们等等”。他还对以后工作提出了建议。毛泽东在６月４日的复信中，充分肯定了他对帝国主义矛盾的分析和要相信自己力量的意见，并表示了对张浩病情的深切关怀。
１９４２年春，全党整风开始，张浩在病危的情况下，还和一同住院的关向应同志研究总结过去党内斗争的教训，提出为遭受王明打击的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烈士平反。３月６日，正当抗日战争处于艰苦阶段，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浩由于多种疾病并发，医治无效，溘然长逝，年仅４５岁。３月９日，延安各界万余人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中央治丧委员会为张浩的灵堂题写了“工人先进，战士楷模”的挽联，毛泽东亲自送了“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挽词，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熊经裕、孔祥征、林光秀、潘光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