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身，１９１１年生于河北省南宫县杨井村。由于家庭贫困，直到十几岁才开始读书。入巨鹿县第三高小后，在校长张光弟（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开始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为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１９３１年暑假，杨保身高小毕业后，考入南宫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乡师）。他勤奋好学，忠诚正直，待人热情。当时，乡师的党组织已经建立，他经常与一些党员和进步学生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谈论国家大事，探讨改造社会的真理。由于他思想进步，并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威望，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干部。从此，他便经常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党领导的南宫学生救亡联合会的活动，带领学生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积极投入到抗日讨蒋的救亡运动之中。
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党组织的启发教育，杨保身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党，是救国救民的党。参加党的组织，已成为他最大的心愿。１９３２年春，经学生党员曹连群介绍，杨保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心许党，忠贞不渝。他将入党时的神圣誓言记在心底，时刻激励着自己努力工作，顽强战斗。
１９３２年９月，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南宫乡师、中学、女高的爱国学生发起成立了仇货检查团，并推举杨保身为检查团团长。他带领数百名爱国学生，分别到城内各大商号、洋行、布庄进行检查，一经发现日货，便立即打印封存，不准出售，违者罚款或没收。他还和冯化宣、邱春林等党员学生在城内北街戏院通过自编自演的《卧薪尝胆》等爱国剧目进行抗日宣传，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１９３３年春，在县委领导下，杨保身与张霖之等９人筹建了南宫县小学教员联合会，发展会员２４０多人。接着，又和冯化宣、马国瑞等人一起领导了乡师的抗日反蒋罢课斗争，在学生中成立了反帝同盟，组织学生写传单贴标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使国民党县党部非常恐慌，他们一面对学生进行威胁和诱骗，一面派出特务进行监视，禁止学生出校门。为保证罢课斗争的顺利进行，尽快与县委取得联系，杨保身巧妙化装，机智地躲过密探的严密盘查，走出校门，及时取得了县委的领导与支持，使这次斗争终于获得胜利。
杨保身还利用乡师春节放假的机会，回到本村倡办平民学校。他在课堂上不但向贫苦群众传授文化知识，而且经常讲解国内外形势，向农民宣传党的革命主张。这一办学活动受到了全村群众的热烈欢迎，听他讲课的人越来越多，就连邻村的不少贫苦百姓也纷纷慕名而来。他在家乡的土地上注入了知识的力量，播撒了革命的火种。
这年年底，杨保身于乡师毕业后，到南杜村任小学教员。他经常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讲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还利用周末和假期，在南宫、巨鹿一带的中小学教员中进行党的秘密活动，亲自发展２０多名党团员，并先后建立了杨井村等农村党支部。
１９３４年秋，中共河北省委根据冀南连年灾荒，地主高利盘剥，国民党苛捐杂税繁多，日货大量倾销，１０万盐民不断反抗斗争的形势，指示直南特委要适时组织和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暴动。１９３５年初，杨保身任中共南宫中心县委书记，在直南特委书记李菁玉直接领导下，满腔热情地东奔西走，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对反动盐巡和地主豪绅进行坚决斗争，积极投入农民武装暴动的准备和组织工作之中。
三四月间，直南特委改组后，分别在南宫、任县召开会议，研究落实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５月举行暴动。暴动以“抗日讨蒋”为旗帜，以“分粮吃大户”为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不久，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暴动在冀南大地相继展开。根据特委要求，杨保身深入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发动工作，组织起无数“布袋队”，迅速展开分粮吃大户的武装斗争。在他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通过向富户收枪、征收抗日救国捐买枪，以及砸敌人警察局缴枪等途径，发展和壮大了全县革命武装力量。
１９３５年秋，直南特委决定南宫中心县委改为中共巨（鹿）南（宫）中心县委，领导巨鹿、南宫、清河、宁晋、冀县、枣强等县党的组织，杨保身任书记。他遵照特委的统一部署，指挥并参加了砸国民党警察局的战斗。一天傍晚，他带领游击队员，头蒙白毛巾，一身短打扮，来到王道寨东南门的一个旅店里。经过简短的战斗动员，队员们很快摸到警察局门前，没等守门警察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将其捆绑起来锁在门房里。杨保身手持撅把子枪，带头冲进院内，时间不长便结束了战斗，１２个警察全部被俘，缴获了１２支长枪和子弹。他们随后撤离，消失在夜幕中。接着，曹家庄等警察局也先后被砸。战斗的胜利，不仅扩大了党的影响，而且由于省委派王光华主抓游击队的组建工作，先后在滏东地区组建了冀南红军第四、第五和第十二游击支队。
到这年冬，冀南暴动已经以任县、巨鹿、南宫、广宗为中心，波及周围２０多个县。为了加强游击队的统一指挥，迎接中央红军东征，根据省委指示，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８日，直南特委将整个暴动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合并组建为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
杨保身在每次斗争中，都是身先士卒，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同志。一次，游击队夜间行军时与敌人相遇，他命令大家火速撤离，而他自己留在最后掩护。他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他舅父是个地主，家中有一条大枪。为了党的利益，他不顾亲人的反对和坏人的挑拨，毅然动员舅父把枪献给了游击队，还交了３００元现大洋的抗日救国捐。
冀南农民武装暴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慌和恐惧。１９３５年冬，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宋哲元委任南宫行政督察专员兼县长刘必达为“剿共联防司令”，对冀南人民展开了残酷的反革命“围剿”。时任巨（鹿）南（宫）中心县委书记的杨保身，成了敌人的重点搜捕对象，他家里先后被抄过三次。１９３６年春节期间，刘必达的“剿共”专业队闯进村里搜查，杨保身因事先有准备，才没被敌人抓到。他的父亲和哥哥被作为人质押走，家产亦被抢劫一空，逼得他家财尽人散，最后只剩下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相依度日。
面对敌人的疯狂围捕，杨保身依然不肯离开自己的岗位，在腥风血雨的残酷环境里继续坚持战斗。舅父拿来钱，苦口婆心地劝他去外地做生意，暂时躲避一下，他说：“遇到困难哪能开小差？组织上会对我负责的。”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个头目托人对他说，只要洗手不干，不但既往不咎，而且还保证给个官做。他冷笑着回答说：“官还是留着他们自己做吧！总有一天我们会抓住他，杀他的头。”白天他潜伏在沙河的树林里和荒野的坟地里，晚上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恶劣的环境，敌人的屠刀，并不能使他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战斗到底的决心。
１９３６年春，形势一天天恶化，临时北方局指示直南特委，在敌人大规模镇压，处于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有计划有组织地退却，以保存力量，等待时机”。根据这一指示，直南特委决定，暂时“插枪”，疏散隐蔽，遂决定让杨保身转到省委（在天津）工作。在他奉调天津过程中，因坏人告密，敌人也跟踪到了天津。两个月后，杨保身在一家旅馆突遭国民党侦缉队逮捕，羁押于拘留所。敌人软硬兼施，用尽了圈套，妄图让他供出有关党的活动情况。但他宁死不屈，始终守口如瓶，严守党的机密。在法庭、在牢房，处处都变成了他同敌人面对面进行斗争的战场。由于敌人毒刑的折磨，他身体日渐衰弱，终至重病不起，病逝于天津监狱，年仅２５岁。杨保身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践了入党时的誓言。
历时年余的冀南农民暴动（或称直南农民游击战争）使直南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经过暴动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后来投身抗日的干部和群众；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的军队，配合了红军的北上和东征；打击了直南的封建势力，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政权。暴动虽然暂时失败了，无数前辈为此牺牲了，但暴动的历史经验、前辈的功绩，将永远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
全国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将杨保身烈士的遗骨安葬于冀南烈士陵园。烈士的名字和革命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里。
（张冷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