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灏，字伯崇，１９１０年１月出生于陕西省延川县杨家圪台村一户农民家庭。１５岁时，他由私塾进县高小读书。此时正值大革命时期，热气腾腾的革命气息，一些新思想，不时通过进步青年教师宣传，给杨灏很大影响。
当时的陕北，新旧思想、新旧势力的矛盾和交锋十分激烈。有一次，高小的训导主任在全校周会上大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女子的“三从四德”，听得不少学生烦闷憋气，但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杨灏忍无可忍，在队列中举手要求发言。他反诘道：“现在已经是民国十四年了，先生还要讲这样的酸腐话，不怕误人子弟吗？什么君臣父子！那不应当用职位、辈份去衡量，而要用是非、正误来划分的！封建专制的积习繁衍了几千年，桎梏了多少炎黄子孙，贻害了多少有为青年，真正是遮天蔽日，罪孽深重！至于那摧残女性的三从四德……”还没等他说完，训导主任已跑回书斋，拿了一把枣木戒尺，拨开学生队伍要打杨灏的手板子。杨灏抓住戒尺，争辩道：“君子动口不动手。白居易曰‘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苏轼曰‘千夫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拒谏者塞，专己者孤，先生打我，岂不类那塞、孤之人？”一席话说得那训导主任张口结舌。此时，胆大些的学生也七嘴八舌地附议：“杨灏说得好，说得对呀！”“如滥使惩戒，我们将集体罢课，并向县督学申诉！”在众多同学的赞同支持下，校长和训导主任怕酿成学潮，再者的确理亏词穷，只好作罢。通过这件事，杨灏切身体会到，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在真理面前，师道尊严并无“尊严”。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集体的力量、团结起来力量的强大，认识到真理只有在群众拥护的基础上，才能扎根、生长、开花、结果。
１９２７年春，杨灏考入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读书。延安四中与当时的绥德第四师范、榆林中学，均以关心时政、倾向进步而闻名，被誉为陕北高原的三个“红色摇篮”。在这里，杨灏认识了师生中的中共党员呼延震东、易厚庵、陈俞廷、焦维炽等。在他们的引导下，杨灏看到了《新青年》、《向导》、《政治生活》等进步报刊书籍，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科学习讨论会”、“辩论会”、“演讲会”、“演艺会”和宣传群众、办平民夜校等社会活动。他的胸襟更加开阔，眼光更加长远，人生的目标也逐渐明确，革命的热情也愈发高涨。党组织引导、关注、培养着这个有为的青年。１９２７年６月，杨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主要负责学校共青团和学生会的工作。为免于暴露，党、团的许多斗争行动都以学生会的名义开展。杨灏是学生会的宣传委员，虽然他是低年级学生，但是他的才干、能力和热情，使他在校内崭露头角，成为全校学生运动的核心。
随着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致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了陕北高原。这年８月，延安四中被军阀井岳秀勒令停办，四中的党组织也被迫解散，一些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如田伯荫、陈俞廷、易厚庵等，被驱逐出境，杨灏等同学被强行赶出学校，教室里驻扎了军队。面对敌人的镇压，杨灏十分悲愤，他农忙时回延川老家帮父亲种地务农，一得空就偷偷跑回延安联络进步教师和同学，为复校、复课而斗争。他们采取向上边告状，动员学生家长联名请愿，向在省城或外地任职的陕北人士、报社披露军阀恶行，或直接面对面地向无理强占校园的军官、士兵说理、辩论等方式，使井岳秀很伤脑筋。
陕北虽然地处偏僻，但也躲避不了帝国主义文化和宗教的渗透。延安附近的桥儿沟、甘谷驿以及更边远的地区，都有基督教的教堂、田产，外国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行文化侵略之实，有的和官府勾结，怂恿教民欺压群众。老百姓逐渐认清了教会的真面目，产生了反对、取缔基督教的自发要求，掀起“非基督教运动”。１９２７年冬天，杨灏领导了学生和群众声讨桥儿沟天主教堂的行动。他编的顺口溜“神甫、牧师前头走，军舰、大炮跟后头；上帝、圣母哈哈笑，穷苦百姓泪水流……”在群众中广泛流传。
这年冬天，杨灏还利用过年之际走家串户，在家乡杨家圪台创建了中共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他动员自己的家人积极参加革命，介绍哥哥杨渊、弟弟杨治分别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杨家圪台有了党团组织，群众斗争就有了主心骨和带头人。
在师生、家长的持续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井岳秀被迫收回了关闭学校的成命，延安四中在１９２８年春季开学时恢复了上课。党在校内的组织也秘密恢复。杨灏先后担任中共党小组长、学校党总支书记和中共延安区委组织部长等职务。
杨灏社会活动多，曾一度影响他的学业成绩，被编入“补习班”。杨灏很愧疚，他认为要带领同学搞革命，就要取得同学的信任，就要有威信，这种威信在很大程度表现在学业成绩上。为此，他不泄气、不抱怨，更不怠懈革命工作，而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用悬发刺股的刻苦精神迎头赶上。半年之后，他便从“后半截”跃居为全班的第三名。他的数学和国语成绩最好，写的文章引经据典，旁证博引，说理有力，文笔犀利，常被国语老师和同窗作为范文朗读。
杨灏常把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秦腔、话剧作为宣传革命的主要手段。他把有些旧唱词改写成反抗压迫、反抗剥削、揭露和控诉军阀、地主罪行的内容，还自己创作了几个短小的秧歌剧。在宣传演出中，他既是策划组织者，又是演员。１９２８年农历正月十五，他带领演出队在家乡附近的交口镇演戏，周围二三十里的乡亲都闻声而来。原定只演一天，因乡亲盛情挽留，一连演了三天。演了《受苦人》、《木兰从军》、《李闯王》以及《孔雀东南飞》等戏剧，激发了群众反封建反压迫的热情和对统治阶段的仇恨，同时也动摇了一些民团团丁和回乡士兵为反动派卖命的军心。驻延安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长事后对士兵说：“那些学生搞的是赤色宣传，是瓦解军心、煽动造反的！以后再发现他们演戏，马上向我报告！你们也可以砸了他的戏摊子！”后来，杨灏将剧团分成小组，分散活动，并且注意情报工作，反动派一有异动，立即解散隐匿，使敌人的破坏和抓捕屡屡落空。
身为区委组织部长的杨灏，担负着发展壮大党组织，审查、教育党员，沟通上下级联系的繁重担子。他大都利用夜间或寒暑假做这些工作。这对于一个１９岁的青年学生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但“时势造英雄”，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凭着信仰，凭着热忱，凭着毅力，杨灏把工作做得很好，是众人称道的好组织部长。
１９２９年冬，杨灏从延安四中毕业。此后几年，他先后到延长县杨道原小学、甘谷驿第二高小和甘泉县高小、延长第一高小当教员，以此掩护革命斗争。在学校中，他向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意识，教育学生不能埋头去死读书、读死书，而要从书本中认识历史、认识社会，并用获得的本领和知识改造社会。杨灏利用教师职业为掩护，给游击队传递情报，筹措弹药和生活物品，掩护过路或被追捕的同志。１９３３年夏，红二十六军在南山失利后，刘志丹化装潜回陕北，行经甘泉时，就是杨灏迎送掩护的。为了保住这个“据点”，他谢绝调到县上、拿４０元高薪的诱惑，甘愿当个拿１６元的穷教书匠。在学校里，他注意对学生灌输民主思想和爱国主义，从中发现好的苗子，加以引导、培养。在他教过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参加了革命，成为党的干部。
１９３４年冬，杨灏转到延长县第一高小教书。这时，陕甘边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根据地扩大到十几个县；陕北的“闹红”也如火如荼。１９３５年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前敌总指挥刘志丹，带领红军主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接连克敌致胜，主动向外线出击。杨灏十分振奋，他带领高小临时党支部的党员们行动起来，把延长城里的敌军防务、兵力情报传递给红军，并和游击队联系，配合主力红军一起行动。这年５月３０日，杨灏等地下党员策动游击队佯攻延长县城，将延长县民团诱出城外，使刘志丹带领的红二十六军主力得以顺利解放延长，接着又连克延川、甘泉、安塞、靖边、保安五县，使陕甘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延长解放后，部队急需知识分子干部，杨灏参加了红二十六军骑兵团。不久，又调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管理科长、秘书、副秘书长等职。他不计职务高低，不顾身体有病，竭尽全力把工作搞好，在同志中颇有口碑。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初，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在红二十六军和陕北党组织中大搞所谓“肃反”，逮捕刘志丹、习仲勋等党政军干部３００余人，并草率地将其中２００余人杀害，造成空前的悲剧，杨灏就是其中的一位。幸而几天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喝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挽救了西北革命，也挽救了一大批高级干部的生命。１９４２年１０月至次年１月的西北高干会议上，党中央清算了这次“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杨灏获得平反昭雪，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