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幼麟，祖籍湖南省湘乡县，１８９９年出生于新疆哈密。他父亲是湘军将领，随左宗棠进军新疆保卫边陲，以战功擢升镇守使，１９１２年病故。他母亲便率杨幼麟兄妹六人迁回湘乡老家，继续送他们上学读书，期望他们学有所成，报效国家、民族。
杨幼麟勤奋好学，１９２０年考入长沙岳云中学，结识了陈子博、易礼容等进步青年。毛泽东等办湖南自修大学以后，他常去自修大学听课，认真阅读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并积极从事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他在给二哥的信中写道，现在要赶走外国侵略者，“将责无旁贷地落在我辈身上”，表达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１９２４年从岳云中学毕业后，他暂回湘乡从事教育工作，以培养人才为己任，走教育救国的道路。１９２５年春，他得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韶山养病、开展农民运动的消息，便邀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翻山越岭到韶山找毛泽东当面请教革命道理，并加入韶山区农民雪耻会，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在毛泽东和韶山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１９２５年９月，他在韶山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幼麟入党后，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深入农村做农民的工作。他首先培养先进分子入党，发展党员４０多人，并成立了城前和凤音两个农村党支部，他自己任城前支部书记。接着，他积极参加湘潭西二区农民协会的组建工作，被选为区农协青年委员。稍后，杨幼麟又秘密筹建湘乡县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并担任工会筹备委员会负责人。他工作积极、斗争坚决，深得工农群众的信任，所以，当湘西乡首先成立第一区农民协会时，他被选为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湘乡县总工会成立时，他又被选为县总工会主席。１９２７年１月，他还担任中共湘乡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
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杨幼麟被迫离湘，辗转到了上海，于９月被党中央派去苏联学习。他在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了一年多时间，于１９２９年夏回国。
杨幼麟回国后，到湘鄂赣苏区工作。这年９月２日，他在平江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的扩大会议上，针对当时准备武装起义的各个问题，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敌人的进攻，固然不能消灭革命，但能打击革命，延缓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我们在斗争中，不仅要学会直接的或间接的进攻，而且要学会退却；不仅要学会打击敌人，而且要学会躲避敌人的打击。那种盲动主义的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脱离群众的乱杀乱烧，企图与气焰很高的敌人作武装对峙，不仅不能打击敌人，而且必然招致自己的巨大损失。他主张应该先着手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把恢复苏维埃组织同恢复、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紧密结合起来，然后动员群众，发展武装斗争，有力地打击敌人。他的这些意见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并根据新的形势作出了新的决策。在这次会议上，他与王首道、袁国平、刘建中、李宗白等五人当选为特委第二届执委会常务委员，成为边区重要领导人。
为了坚持边界斗争，杨幼麟与王首道等于１２月１０日在万载陈坑召开的特委执委会上，又就运用民主办法改选各级苏维埃组织、扩大边境赤卫武装、组织年关斗争、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加强思想教育等问题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他和特委坚持边界斗争的一些正确方针和策略，使边界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１９３０年６月，当边界特委在平江县东乡西区召开湘鄂赣边境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特别就形势变化和经验教训作了总经，并作了相应的决议。在选举边境特委第三届委员会时，他又当选为执委常务委员，分管宣传工作。
红三军团前委和湘鄂赣边境特委遵照党中央命令，于１９３０年７月进攻长沙。湘鄂赣特委还组织随军工作团，由杨幼麟和王首道负责。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杨幼麟担任了新成立的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省苏维埃政府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施政纲领，颁布了《暂行劳动法》和《暂行土地法》。
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后，省苏维埃政府随军先迁到平江长寿街，再迁至江西修水上杉，改名为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１９３１年７月，在浏阳东门楚东山召开的湘鄂赣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杨幼麟当选为新成立的湘鄂赣省省委委员。在９月２３日召开的湘鄂赣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又当选为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任军事部长。湘鄂赣边区武装斗争在他的主持下，由于采取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加强对白军的政治攻势，大力消灭地主武装，破坏敌后交通和发动白区群众斗争等措施，使得红军越战越强，队伍也不断壮大。仅半年时间，边区红军主力由２５００人增加到１．５万多人。
然而，杨幼麟这些正确的措施却受到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左”的指责，认为“湘鄂赣省委贯彻四中全会不力，转变不彻底，犯了严重的调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派出一个中央代表团来改组省委。中央代表团来到省委驻地修水县上杉后，又在执委扩大会议上指责杨幼麟和李宗白是“右倾机会主义”，“妨碍了六届四中全会所规定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中心任务的完成”，指责红军“完全停留在游击时代的游击主义”“平浏地域观念严重”等等，并认为杨幼麟不宜继续在省苏维埃政府中负责，因而将他在湘鄂赣苏区的党政职务全部解除。
杨幼麟在遭到“左”倾错误的打击后并不灰心，而是相信今后的情况总会好转。他在给亲友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只有最大的暂时忍耐而已！”“我想以后的情况或许好点，等待以后吧！”他离开湘鄂赣苏区后来到中央苏区，但已身患严重的肺病。苏区中央局留他在中央苏区一边工作，一边让他在福建汀州福音医院治病。
１９３４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杨幼麟病情更加恶化。他和爱人李华英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持工作。后来由于敌人的疯狂“围剿”，他们夫妇不幸同时被捕，就义于江西瑞金。杨幼麟牺牲时，年仅３５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