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年，１９２２年生于江苏镇江。父亲杨效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镇江最早的国民党党员之一，也是一位进步的爱国人士。大姐杨瑞年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抗战全面爆发后和妹妹杨青年悄悄离开家乡，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途中，杨青年在淮北参加了新四军，直接走上了敌后抗日战场（抗战胜利后，杨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又投入了反对国民党挑起内战的斗争，１９４７年在解放战争中因公殉职）；杨瑞年则在山西临汾报名参加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学兵队。１９３８年，新四军成立之初，杨瑞年奉调南下，到达皖南泾县，成了一名新四军战士。杨华年在大姐的动员下，于１９３９年到泾县参加了新四军。他先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五队当学员，１９４０年调军部特务营工作。
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９０００余人奉命北移，在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重兵包围袭击。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奋起抗击，终因弹尽粮绝，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杨瑞年、杨华年也不幸被俘。他们先是被国民党第５２师押在泾县，不久被押到江西上饶集中营。杨华年在集中营中染上了回归热，国民党特务对他说：只要你自首，可以给你医治。但杨华年宁愿受病痛的折磨也不自首，毅然拒绝了特务的诱惑。
在集中营里，特务们不准“囚徒”们唱进步歌曲，逼着大家唱国民党党歌和三青团团歌。但是“囚徒”们巧妙地把歌词中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改为“杀头主义，狐党所宗”，把“我们是三民主义的青年”改为“我们是共产主义的青年”等等。一天，在繁重的苦役之后，特务们叫大家整队唱三青团团歌。大家刚唱完歌词的第一句，特务值星队长急忙叫喊“停止”，并气势汹汹地把杨华年叫出来责问。杨华年毫不示弱，特务将杨华年训斥一番后宣布解散。这时，特务头目陈国桢仍不甘罢休。他要大家重新排好队后，以审讯的口气直逼杨华年，要他交代是受谁指使改唱歌词的。杨华年镇定地回答：“我没有受谁指使，歌是你们教我唱的。”陈国桢气急败坏地叫来几个特务，将杨华年按倒在地，用扁担毒打了一顿。
杨华年被关在牢狱，睡在难友邢济民的身边。邢济民见他遍体鳞伤，关切地安慰他，并告诉他，新四军已重建了军部，扩编为７个师，由陈毅代理军长。杨华年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欣喜得抓住邢济民的手说：“这太好了，如果我们能冲破牢笼，回到部队，和同志们一起杀上抗日前线，那该多好啊！”
１９４２年夏，日军发动浙赣战役，金华、衢州、江山相继沦陷。驻上饶的国民党第三战区指挥机关向南溃退。６月５日，上饶集中营中营随之迁移。６月１７日，杨华年所在的战俘第六队行进到福建省崇安县的赤石镇，当天下午开始渡崇溪河。这正是暴动的良机，因为过了崇溪河不远便是武夷山，那里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六队中共秘密党支部早已做出决定，并已进行了准备，选择适当时机和地点举行集体暴动，被俘的新四军战士们时刻听候行动的信号。
下午４时许，六队１００多名被俘战士在少数宪兵押解下第一批过了河。当第二批渡河的船行到河中间的时候，负责指挥暴动的王达均大声高呼：“同志们，冲啊！”这时，第一批过河的被俘战士纷纷向武夷山奔去。特务、宪兵慌忙举枪向暴动的人群射击。被俘人员由于长期的苦役和疾病摧残，加上长途跋涉的疲劳，步履非常艰难。杨华年是一路跑一路跌跤，不幸伤了腿。他想支撑着站起来，可一条腿已失去了知觉，怎么也站不稳，他再也不能跑了。难友们要背他走，杨华年深知时间就是生命，他恳切地对难友们说：“不要管我了，你们快跑吧！”杨华年再次落入魔掌，被戳了几刺刀，牺牲在山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