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年

来源:中华英烈网 责任编辑:高千一 2018-08-27 15:30

杨瑞年,1916年7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城北。父亲是个正直的商人,靠做小本生意过日子,家庭并不富有,但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他日夜辛劳,拼命挣钱,供杨瑞年姐弟三人上学。杨瑞年17岁那年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在学校里,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尤其喜爱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她逐渐明白了“要救国,只有跟随共产党干革命”的道理。

1935年秋,杨瑞年从女师毕业后回到镇江,先后在镇江达仁小学和高桥小学任教。当时的镇江是江苏省会,国民党的省级军政宪特机关都设在这里,许多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白色恐怖下,杨瑞年和树佩华、程瑞蒙等人在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同志领导下,秘密组织了读书会。在读书会里,杨瑞年组织青年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论联合战线》等书刊,并找到了《八一宣言》和红军长征途中的小报等材料,在青年中秘密传阅。青年人的思想在读书会里迅速发生变化,救国救民的思想在萌芽并走向成熟。

读书会的活动后来受到了特务的严密监视。学生们为了杨瑞年的安全,劝她避一避,她却全然不顾。她瞒着父母,鼓励、帮助弟弟杨华年、妹妹杨青年和她一起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春的一天晚上,在一间低矮的民房里,杨瑞年激昂地对一群青年学生发表演讲,她说:“同学们,现在国难当头,我们要团结起来,为抗日救亡作斗争……”不料,他们被特务包围了。为了掩护学生们突围,杨瑞年被捕。在监狱里,特务们要杨瑞年交待所谓“罪行”,她义正辞严地说:“我无罪,抗日无罪!”

杨瑞年经父亲托人担保获释后,继续进行抗日宣传。为动员各界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她与郭弗达等排演了《咆哮的华北》等3个独幕剧。正当他们一切准备就绪,决定正式公演时,突然遭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禁止。她愤慨极了,跑到北固山下江边崖石上,痛骂国民党。事后,杨瑞年对周围青年们说:“要斗争,不能泄气!在剧场不让演,我们到街头去演,到乡下去演。把宣传活动的范围扩大到郊区的大港、谏壁、高桥等农村集镇去!”

后来,杨瑞年认识了任弼时的妹妹任季,得到了她的支持和帮助。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杨瑞年的活动处处面临危险。一天,她和任季来到三国时期孙夫人投江殉夫的祭江亭,眺望长江,远处一曲哀婉悲凉的船夫号子,合着江水的咆哮怒吼,悠长凄绝,催人泪下。她们想到祖国的美丽山河遭日寇中践踏,不禁心潮难平:江水滔滔,白雾茫茫。抗日救亡之路在何方?

“去延安,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任季走到她身边,热情地鼓励她。

“去延安!”杨瑞年决心投身到革命的火热斗争中。

1937年冬的一天,杨瑞年和妹妹杨青年满怀爱国热情,没有向父母辞别,悄悄离开家乡,踏上了去革命圣地延安的征程。途中,杨青年在淮北参加了新四军,直接走上了敌后抗日战场(抗战胜利后,杨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又投入了反对国民党挑起内战的斗争,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因公殉职)。而杨瑞年却执意要去延安,就与在途中结识的其他青年们继续北上。他们过长江,越秦岭,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山西临汾。这时,正值八路军总部在临汾刘村镇办学兵队,杨瑞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学兵队。杨瑞年一身阴丹士林布的自制军棉衣,一条马裤,腰扎一条宽皮带,头戴一顶赤色的皮质航空帽,出现在严冬拂晓的练兵场上。在一群穿着灰棉布军服的队伍里,她显得尤为突出。她身体灵活似小鸟,双目楚楚动人,透着江南姑娘的秀气。由于她训练刻苦,进步很快,不久当上了女兵班的班长。

在学兵队,杨瑞年是一个受同学喜爱的活跃分子。一次,在八路军随营学校举行的联欢晚会上,她穿着事先准备好的跳舞用的皮靴和黑色紧身服,跳着卡尔斯登舞,踢踢蹬蹬,踏踏踢踢,强烈的节奏,酣畅激越,优美的舞姿,神采飞扬,充满活力。她潇洒的舞步吸引了台下1000多双眼睛。幕刚落,人们齐声高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大幕重开,杨瑞年满面春风,又重复跳了一遍,然后谢了几次幕才算结束。回宿舍后,人们围住她:“你参军前当过舞蹈演员吗?”她爽快地回答:“做救亡工作,什么都应该会一点。那时我们的化装宣传队,人人会唱、会跳、会演,我就在那时学会跳舞的。”许多人在她的指导下学会了跳舞。

1938年2月,学员们被分配到各地去工作。杨瑞年被介绍到刚刚成立的新四军去工作,她和一批男女青年一同南下。

千里迢迢,风尘仆仆。杨瑞年一行于1938年2月底到了南昌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将她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当穿上佩有新四军臂章的军装后,杨瑞年内心感到无比自豪。5月间,杨瑞年随同司令部和服务团挺进皖南云岭。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首由何士德谱曲的《新四军军歌》,杨瑞年唱遍了云岭的山山水水,激励抗日军民奋勇杀敌。她上台演唱,往往是一曲终了又一曲,一台演唱谢几次幕还是下不了台。

在皖南的岩寺和云岭,不论在广场还是在大祠堂里,杨瑞年都演过戏,唱过歌。当时她演得最多、最受群众欢迎的是服务团集体编导的小歌剧《送郎上前线》。每当演到丈夫答应去当兵,丈夫表决心,少妇来送行的时候,杨瑞年那动情的演唱总是使台下的观众轰动起来,掌声不绝。每次演出后,都有人当场要求参加新四军。

新四军在战地服务团里成立了民运队,杨瑞年任队长。她带领民运队,积极配合地方党组织深入群众,开展民运工作。在群众中组织了农抗会、工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学抗会、商抗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动员各界人士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民运队深入到皖南的村村镇镇,晚上演戏,白天到各家各户访贫问苦,甚至到农民家与农民吃住在一起,促膝谈心。群众都很喜欢她,亲切地称她“瑞年”,尤其是青年们爱和她在一起,请她教唱革命歌曲,讲革命道理。她常说:“现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使多少人家破人亡,无家可归。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才能赶走侵略者,才能重建家园,过上幸福的日子。”

在云岭村东头,住着一位姓徐的孤苦老大娘,杨瑞年就吃住在她家,与大娘一起纺纱织布,帮助大娘挑水种菜,洗衣烧饭。老人生病,杨瑞年端药端饭到床头,一口一口地喂,又用温水给她洗手擦脸,像亲闺女一样殷勤,老人感动得热泪满眶。“大娘,您哭什么?”“我没哭。我是想,要有您这个女儿就好了。”“那我就是您的亲闺女。”徐大娘要认杨瑞年为干闺女的消息不胫而走,民运队和乡亲们都来到徐大娘的小茅屋里祝贺。杨瑞年把自己的一件军装改成衣服送给徐大娘,作为女儿送给娘的第一件礼物。老人接过礼物,笑着笑着,竟又哭起来。杨瑞年拿手帕为干娘擦着泪:“娘,您别哭,我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从此,老人逢人便说:“民运队长杨瑞年是俺亲闺女了。俺闺女能歌善舞,又会写会讲,真是人才呀!”

杨瑞年因患初期肺结核病,身体有些虚弱,白晳的脸颊上时常浮现两朵淡淡的“红晕”。但她从来不顾这些,整天想的还是如何深入发动群众。一天奔波下来,晚上咳嗽不止,尽管如此,她仍支撑着去工作。

1939年初,杨瑞年写信回家,叫弟弟杨华年也上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姐弟俩在革命的征途上并肩战斗。不久,杨瑞年由邹兆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在突围中,杨瑞年、杨华年姐弟俩和1000多名新四军指战员不幸被捕,关押在国民党52师。

敌人企图用血缘、亲友关系来拉拢被俘的新四军指战员。一天,杨瑞年被带到敌师部一间整洁的小房子里。“敌人将要耍什么花招?”杨瑞年紧张地思索着,“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能做对不起党的事……”

“哟,老同学,你好哇!”一阵娇滴滴的女人声打断了杨瑞年的沉思,她一眼认出了旧时的同学。

“啧啧啧,老同学,你这样年轻美貌,干吗要跟共产党受苦受累,怪可怜的。不要执迷不悟啦,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杨瑞年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可怜的不是我,而是你。一个人没有真理追求,只会在主子面前摇尾乞怜,岂不成了一条狗?”一阵痛斥,使这个敌师长派来的劝降人顿时脸红语塞。

敌人将杨瑞年转到上饶集中营,囚在“军官大队”女生队,弟弟杨华年被囚在六队。为了更好地同敌人斗争,姐弟俩分别化名为杨瑞莲和王宜林。

敌人又策划了一场更加恶毒的阴谋。一天,杨瑞年在监房里,突然听到外面的喊声:“杨瑞年,你的弟弟来看你了。”

“啊,弟弟!”杨瑞年从铁窗中望去,只见一群特务押着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弟弟。她的心猛地紧缩起来,差一点喊出声,想不到姐弟俩在这里见面,她多么想叫一声“弟弟”,但她深知,此时此刻决不能相认。她警觉地瞥了一下弟弟,冷静地说:“你们搞错了,我根本没有弟弟!”

“不是你弟弟?哈哈哈,大家看看,他们长得像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而且姓也一样,这还能赖掉吗?”

“这不稀奇,世上同名同姓、相貌相似的人多的是!”

特务们又转向杨华年,恶狠狠地威逼说:“你说,她是不是你的姐姐?如撒谎,当心你的脑袋!”

“她不是我的姐姐。”听到弟弟语气坚强,杨瑞年露出了微笑,她为有这样坚强的弟弟感到骄傲。

“给我打!”敌人碰了钉子,原形毕露。几个特务将杨华年按倒在地,用皮鞭猛抽,不一会杨华年便倒在血泊之中。特务用冷水将他泼醒后又打。杨瑞年痛在心头,她多想冲出牢房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弟弟。“不行,一旦相认,更大的危险将会来临。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斗争的需要,决不能相认。”杨瑞年紧咬牙关,强忍着巨大的悲愤,脸上仍表现得异常镇静。

特务们的阴谋破产了。

为了蒙蔽社会各界人士的视听,特务们要各中队组织篮球队和剧团,去大队部比赛和演出。杨瑞年和其他同志在剧团里编了一个小话剧,内容是反映东三省沦陷后,骨肉同胞们在日寇的屠刀下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杨瑞年扮演一个双目失明的瞎老妈,剧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我们现在已是没有自由的人了。”

“不行,这句台词不能讲,要改。”特务们做贼心虚。

“这有什么错?不改!戏里说的是日本鬼子刺刀下沦陷区同胞的苦难,又不是说你们,何必大惊小怪?”杨瑞年一番讽刺挖苦的话,使特务们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一定要改,谁说不改,就枪毙谁!”特务们声嘶力竭地喊。

为了大家的安全,杨瑞年和同志们商量,暂时把这句台词从剧本上删去了。但正式演出时,杨瑞年又加上了这句台词。这可激怒了特务们,他们围上来训斥杨瑞年:“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违抗命令!”

“真对不起,已经说了,有什么办法呢?”杨瑞年满不在乎的样子气得特务们吹胡子瞪眼,怏怏而去。这一胜利,更增强了同志们与敌人斗争的信心。

1942年6月19日下午,是赤石暴动后的第三天,慌乱不堪的国民党特务策划了一个血淋淋的屠杀计划。

“杨瑞年,赶紧收拾东西,马上去六队。”特务头子吼叫着。

杨瑞年心里全明白了。就在昨天,当弟弟在秘密党支部领导下参加赤石暴动,因受伤再次被捕而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后,她就预感到更大的不幸要来临。她异常平静地看了看其他被点名的6位姐妹,对着映满牢房的夕阳霞光,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轻轻地理了理头发。

这时,姐妹们围了上来。大家知道这将是生死之别,默默地流下了惜别的眼泪。

“不要用眼泪告别。来,我们用歌声告别吧!”杨瑞年用手抚摸着姐妹们,嘴边带着微笑,然后转过身唱起了《黎明曲》:

为生存不怕长期苦斗,

要解放只有消灭净敌人;

我们既为反抗来到了人间,

还怕什么流血牺牲!

歌声震撼着沉寂的监牢,特务们听后心惊胆颤。行刑前,特务们用枪托敲打杨瑞年等人的膝窝,强迫她们跪下。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人壮志不屈!开枪吧,子弹是征服不了共产党人的!”

“砰、砰、砰”,三颗子弹射中了杨瑞年。她没有倒下,仍昂首屹立,两眼迸射出愤怒的光芒,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砰、砰、砰……”,又是一阵枪响,杨瑞年和李捷、瞿淑、戴庆哲、汪企求、胡珍水、徐瑞芳怀着为革命献身的无限豪情,倒在了一片晚霞映红的茶花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