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扶青：扶助青年资助革命的实业家
■吴耀明
杨扶青（１８９１—１９７８），名永兴，字辅卿（后改为“扶青”），河北乐亭人。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杨扶青先后在昌黎、北平、桂林等地兴办了新中罐头公司、慈型机器厂、中华营造厂等企业，为发展民族工商业、抵制日货、培养技术工人作出了贡献。他和李大钊、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多次掩护革命领导同志，大力支持并资助党的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参事、河北省水产局局长、水产部副部长等职，推动了我国水产业的发展。
兴办实业 支持革命
杨扶青的父亲杨焕亭是著名呔商（乐亭等冀东在东北经商的商帮），为人仗义、乐善好施，被誉为“商界侠士”。杨扶青受家庭熏陶立下报国志，早年考入直隶水产学校，与同在天津读书的同乡李大钊结识。１９１７年，他被派到日本留学，和童冠贤、高仁山等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发起了新中学会。１９１８年，周恩来加入学会，和成员们一起过集体生活。当时，周恩来经济拮据，杨扶青常解囊相助。１９１９年４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前，杨扶青等与其合影留念，记录了那段岁月珍贵的友谊。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等创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新中学会与之结为友会。留学期间，杨扶青到神户、大阪、广岛、京都、北海道等地考察水产罐头等制造业，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之一是实业不振，如能发展工商，当可转弱为强”，遂树立实业救国的思想。杨扶青回国后经过筹备，于１９２０年在盛产水果和海产品的昌黎县创办了新中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新中学会名称命名，用学会“赤心”会徽作商标，表达了“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意涵。李大钊、周恩来对杨扶青创办实业的做法非常赞成，李大钊认为“此举含义深远，令人启迪”，周恩来也鼓励他放手去办。
杨扶青与李大钊、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他以实业为业，一直同情并支持革命，多次掩护革命同志，在经济上也资助革命活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１９２４年，中共中央通知李大钊率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但面临经费困难问题。杨扶青知道后随即资助大洋５００元，并掩护李大钊离开昌黎坐火车北上，保证了这次参会的顺利成行。１９２７年，李大钊被捕后，杨扶青设法营救。李大钊牺牲后，他不顾危险去北平帮助料理后事。晚年时，杨扶青时常对人说，他之所以能为革命事业做工作，与李大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日本占领东北，新中罐头厂主要销路受阻，产量锐减。为了企业不被日本人利用，杨扶青将机器设备迁至北平，并接办了由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附设的慈型机器厂。慈型厂设有机械、锻造、制罐、模具、动力和汽车修配等车间和工种，产品包括机床、机械和各类铁工金属制品，逐渐发展成为北平最大的私营工厂。抗战期间，慈型厂是北平与解放区、西南大后方的联系点，很多青年通过这里到解放区参加革命或去大后方就读。解放战争中，慈型厂成为华北局城工部在北平城内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与解放区进行情报联系，对促进北平和平解放起了作用。
１９２４年，杨扶青加入了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１９３８年，杨扶青以中华职教社常务理事身份在桂林创办了中华营造厂，承建抗战急需之土木工程，如铁路、公路、桥梁、飞机场、厂房及文化设施等，还有湘桂铁路、滇缅公路、广西大学等，所承包工程技术标准严格、收费低廉、工期短，受到社会普遍好评。１９４３年，他到重庆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副总干事兼业务处处长，发起成立了重庆培黎学校，为我国工业发展培育了大批技术人才，很多日后都成长为各重点企业的骨干。
经营有道 管理有方
杨扶青开办新中罐头厂时引进德国先进机器设备，以“质优价廉”为经营策略，生产水果、蔬菜、肉类和海产品３０余种罐头以及饼干、糖果等食品，除了“赤心”商标产品外，后来又推出“赤盾”商标产品，与当时倾销中国市场的日本“战车”牌罐头竞争。１９２６年扩产后的新中罐头厂达到鼎盛，年产８０万罐，行销平津、东北等地，甚至远销苏联、朝鲜等国，在抵制洋货、提倡国货、促进北方食品工业发展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杨扶青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制定厂规、严格纪律，对企业精心管理。新中公司以“勤俭诚爱”为信条，制作了印有“行信条、守戒律”６字的厂徽，全厂人员佩戴。另一方面采取很多改良主义措施，处处为工人着想。成立了职工友爱会、职工储蓄会和职工互助会，为职工谋福利、谋长远和以备应急之需。还带头树立了经理、技师与工人吃住在一起、不搞特殊化的作风，对待工人如同兄弟手足，工人得到了尊重，新中公司发展呈现勃勃生机。
热心教育与社会公益
杨扶青在兴办实业之外，还热心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他曾为昌黎汇文中学捐助资金办学，并担任校董和董事会主席。杨扶青在新中公司创办了小学和职工业余学校，让职工子女免费入学，让职工学习文化知识，在公司倡导好学上进之风，对成绩突出的学徒给予物质奖励。他为人慷慨、乐于助人，尤其是对青年人的扶持和帮助为人所共知，将自己的字改为“扶青”就表达了“扶助青年”之意。无论是在昌黎、北平还是在桂林、重庆，他都资助了许多青年求学、留学，有时甚至不惜借债。抗战期间，他还帮助介绍几十位革命青年前往延安，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的叶家林少将。
１９３３年日军占领山海关后，冀东一带土匪横行，昌黎街头涌入很多难民。杨扶青组织了妇孺救济会，利用厂房收容难民。在他的带动下，昌黎各界人士纷纷捐助，除了供给衣食，还帮助治病，使难民得到了较好的安置。１９３９年，杨扶青和黄炎培等开展对从沦陷区逃难到桂林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救济扶助工作，成立职业介绍所，后又创办广西职工训练所，解决就业问题。１９４０年，杨扶青组建了“伤兵之友社”，同时，设置了难民招待所，并以“中华营造厂”名义捐款支持，使难民和伤兵得到救济和安置。
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２日，杨扶青在北京逝世，走完了“爱国兴办实业、支持资助革命”的一生。党和国家对他的贡献做了很高的评价，指出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情并支持革命，掩护革命领导同志，并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给以物质资助，做了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