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宁，原名杨德怀，号乐民，字世宁，１９０６年出生，祖籍福建省龙岩县万安（溪口）区松洋村。松洋地处闽西龙岩、连城、宁洋三县的结合部，偏远而闭塞，全村２００余人皆以农耕为生。尽管山高地僻，乡亲们却十分注重教育，对子弟中稍有长进者，即以全力支持其外出求学。杨世宁先在村中的私塾就读，后转到溪口读高小。高小毕业时，他考了一个“乙等第一名”，学校特地派出校役向杨家祠堂送来了喜报。杨氏家族视此为光宗耀祖的事，于是每逢节年庆典或祭祖，总要给杨世宁家送一份礼品，每年还馈赠几担谷子作为他的奖学金。１９２０年秋，１４岁的杨世宁升入龙岩省立第九中学读书。此后，松洋外出求学的子弟日多，杨氏家族负担日重。他谢绝了家族一年几担谷子的奖学金，转而报考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免费的集美学校师范部。俗话说：“知儿莫若父母。”杨世宁的双亲很是理解他的选择，乡亲们更是赞赏他小小年纪就表现出来不凡之志。
１９２２年９月，杨世宁考入集美学校，被编在师范部第１４组。当时，集美学校深受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新思潮的激荡，师生们的思想都十分活跃，包括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想流派都在校内传播，彼此间的思想斗争也十分尖锐。杨世宁眼界大开，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也越来越深刻。１９２４年四五月间，他和同乡同学谢景德等人共同创办了进步刊物《到民间去》，鲜明地主张到劳动人民中间去，了解和研究社会问题，探寻社会变革的道路；１０月间，他又和同乡同学组织成立了“新龙岩季刊社”，创办《新龙岩季刊》，积极宣传新文化，抨击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这期间，师范部第６组学生李觉民开始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人恽代英、刘仁静等通信联系，并被聘为《中国青年》的通讯员，在校内积极联络进步同学，传播马克思主义。杨世宁与李觉民常有交往，并在李觉民的影响下读了《中国青年》、《向导》、《独秀演讲录》等许多革命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１９２４年底，罗明在团广东区委的指导下，与李觉民、罗扬才等在集美学校秘密发展国民党党员，并建立了国民党左派组织“福建青年协进社”，杨世宁成为成员之一，开始致力于国民革命运动。翌年暑假，杨世宁回到家乡，热情支持集美同学廖昌泰、连炳文等在龙岩城里创办“龙岩公学”，实践集美师范部倡导的国民教育的宗旨，免费招收龙岩城乡贫困青少年入学，传播油印刊物《铁扫把》，揭露豪绅地主的劣迹，抨击地方军阀的反动统治，鼓吹实行国民革命。
次年，杨世宁进入厦门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他因参加学生运动受校方查究，不得不离开厦门大学往上海求学。当时，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在各大城市兴起，广州的革命运动更是如火如荼。不久，追求革命的强烈愿望又促使他毅然南下，投奔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当时的广州，革命军挥师北伐以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杨世宁受此革命气氛的影响，认为闽籍革命青年应当行动起来，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福建作准备，倡议把闽籍青年学子组织起来，成立一个革命的团体。这个倡议立即得到许多中山大学闽籍同学的响应，他与闽南籍同学许世中等开始积极筹备成立“福建革命青年团”。他四处奔波，多方联络，先是串联了２０多位闽籍中山大学同学；随即又到黄埔军校，通过军校惠安籍学员庄振武联络了闽籍学员３７人；稍后，他又通过中山大学农学院泉州籍同学陈盛明在农学院进行联络；在此前后，他还争取了胡志明、崔庸键领导的台湾、朝鲜、安南同盟会中的台湾青年。１９２６年５月，“福建革命青年团”在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有成员１００多人，杨世宁、许世中等成为主要领导人。在杨世宁等人的倡议下，“福建革命青年团”在中山大学对面的一座楼房内设立了办事处，并筹集资金出版刊物，在福建学生中广为传阅，对开阔学生们的视野、冲破旧思想的樊篱起了一定的作用，广州《国民日报》还专门报道了他们活动的消息。
１９２６年暑假，“福建革命青年团”成员纷纷返回福建，为北伐军入闽推翻军阀统治作准备。这期间，杨世宁回到厦门，并与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杨世宁何时入党，现已无法查明），随即受党组织的派遣，往返于厦门与广州之间，为北伐军入闽进行联络。杨世宁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为即将到来的北伐胜利而欢欣鼓舞。他和许世中等在厦门创办了《福建青年》半月刊，大力宣传国民革命；并与罗扬才等党、团员在厦门工人中组织各行业的基层工会，在青年中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为迎接北伐军入闽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１９２７年１月，在推翻了北洋军阀在福建统治的大好形势下，闽西南各地党组织的代表在漳州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闽南特委，罗明任特委书记，杨世宁成为２７位特委委员之一。同月，中共厦门市委成立，杨世宁任市委工运委员。随后，党领导的厦门总工会成立，中共厦门市委派杨世宁和罗扬才等５位党员作为市委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杨世宁在会上作了热情的演讲。会议通过了总工会章程，并推举罗扬才为总工会委员长，杨世宁为副委员长。杨世宁的肩上从此挑起了厦门工人运动的领袖重担。
在此前后，杨世宁和罗扬才一起领导厦门工人进行了一场以“二五加薪”为目标的大规模的“罢山罢海”斗争。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厦门电厂工人首先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年底，码头工人封闭了码头，组织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加薪；１９２７年１月，印务工会要求取消包工制而罢工，皮鞋工会、电气工会要求加薪减时而罢工；２月间，电话工会向资方提出改善待遇的２１条要求；３月１４日，海员工会发表《加薪宣言》，提出１０条经济要求，并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杨世宁多次代表总工会参加劳资谈判，向资方进行交涉。厦门工人阶级绵延数月的罢工斗争，在罗扬才、杨世宁的领导下，先后都取得了胜利，工友们普遍加薪百分之二十五，缩短了工作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厦门总工会的威望因此越来越高，更有力地领导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至４月，全厦门基层工会已增加到３０多个，工会会员达２万余人，成为大革命时期厦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一支中坚力量。
厦门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惧。４月初，中共闽南特委从一份台湾的日文报纸中得知国民党右派要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立即通知所属各地党组织提高警惕。８日，中共厦门市委书记罗秋天召集１８个工人支部的书记开会研究对策，决定：总工会转入秘密活动，开展隐蔽斗争；如果国民党右派封闭总工会，则举行水陆全体总罢工。会后，为了稳住厦门革命斗争的中心堡垒，组织全市各个赤色工会工作人员疏散撤离，保持总工会与基层工会的联系，杨世宁和罗扬才等总工会领导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守在总工会，一直工作到深夜，未及撤离。不料，９日凌晨，驻厦门的海军陆战队林国赓部接受国民党右派的指挥，宣布厦门全岛戒严，并派兵包围了厦门总工会会所，逮捕了罗扬才、杨世宁等领导人。当天上午，林国赓和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李汉青又指使右派分子控制的建筑工会在浮屿角召开“厦门各界拥蒋护党大会”，以厦门总工会不参加“拥蒋护党”大会为罪名，查抄了总工会会所。
国民党右派背叛国民革命，逮捕工人运动领袖，激起了厦门工人阶级的极大愤慨。同日下午，中共厦门市委组织码头工会的三四百名工人和各基层工会的代表，冒雨到厦门海军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罗扬才和杨世宁两位领袖，并派出代表要求谈判。阴险狡诈的林国赓派军法处长出面欺骗工人群众，答应进行谈判，哄走了前来的工人，随后便秘密捕杀了工人谈判代表。工人们不见敌人放回罗扬才、杨世宁，又不见了工人代表，知道受了骗。第二天，店员工会等２０多个团体又联名要求释放罗扬才、杨世宁，再次遭到厦门海军司令部的拒绝。同日，国民党右派占领了总工会，下令通缉其他领导人，并宣布禁止一切工人、学生的集会、罢工、游行，违者格杀勿论，同时派出军警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团体负责人。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密令林国赓就地处决罗扬才、杨世宁，但敌人慑于厦门革命群众和工人阶级的抗议，不敢轻易下手，遂于５月间将罗扬才、杨世宁等人秘密用海军舰船押送到福州。
在福州市警察局拘留所狱中，杨世宁深知自己的处境，但他并不后悔。他曾对前来探狱的一位同乡同学表达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坚定信念，并托他捎出了一封家书，信中写道：“儿为国为民而死，死亦甘心！”
６月１日深夜，杨世宁和罗扬才等慨然走上刑场，在福州市郊鸡角弄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