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台臣，原名丕阁，字台臣（苔岑、苔尘），１８８４年出生于直隶省濮阳县（现属河南省）新习乡鹿斗村一个农民家庭。其父谢陵崇，一生务农。全家连同台臣兄妹六人近十五口，靠六七十亩田地生活，尚能勉强度日。因谢陵崇的长兄谢陵峰无子女，将谢台臣过继为嗣子。在两家人的合力支持下，谢台臣得以入学读书。１９０２年，朝廷科举时，谢台臣中了秀才。１９０５年，他考入直隶省保定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在保定、大名、天津等地教书，１９２１年当选为直隶省参议员。１９２３年７月，奉直隶省教育厅派遣，到大名创办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七师），并被委任为七师首任校长，致力于教育改革。
为改革旧教育制度，谢台臣首先抓教师队伍的建设，广招人才，逐步形成了以晁哲甫、王振华、高绍亭为骨干的一支进步教师队伍。他针对读死书、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旧教育制度，参考国内外教育论著，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提出了“以作为学”和“师生打成一片”的主张，强调：“我们要与生产的人打成一片，随处教，随处学，在耕种时讲农学，在作坊中讲工学，在用秤或搬石头时讲力学，在人事纠纷中讲社会科学。一面教人，一面跟人学习。”
为了实现“以作为学”，谢台臣在校园内开展种植和养殖活动，并兴办了纺织、制革、制肥皂等小工厂。由于谢台臣的倡导和身体力行，经过二三年的努力，大名七师已成为一座林木葱郁、芳草铺地、间有鲜花点缀的整洁美观的学校。
谢台臣十分强调讲授教材要充实新政治内容。他逐步废除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文科教科书，决定国文课选用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也选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等人的革命文艺作品。他自己讲授历史课，能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通俗扼要地讲解从先秦到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历史，深受学生欢迎。
为了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谢台臣还让图书馆订购大批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史的一元论》、《新青年》、《拓荒者》等。他亲自向学生推荐马列经典著作，向学生介绍如何阅读经典著作，还把积累多年的宝贵书籍赠给学校图书馆。同时，他还发动学生自购书籍，动员学生多读课外书籍。在他的指导下，学生们借书、购书、读书蔚然成风，并对各种问题进行学习和讨论，政治思想有了很大提高。
谢台臣提倡民主办学，并具体规定了四条原则：“第一，全校师生打成一片，无感情上的隔阂及生活上的差异，使师生关系变成像家人父子一样的亲切。第二，学校设施不善，是全校师生共同的损失，要随时见到随时建议，随时通过，随时改进。第三，教师要不耻为学生，学生要不怕为教师，师生在互相教授互相学习之中，用集体力量废除课本教育，实现‘以作为学’。第四，有疑便问，有得便教，种菜的园丁可以教我们园艺学，做木工的工友可以教我们手工，我们又可以根据所学过的理论来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技术与认识。”
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师生互教互学，自由讨论，亲密无间。谢台臣本人及学校其他负责人，不仅与学生一起参加学术讨论，还一起参加劳动，一起参加体育活动。学生打篮球，有时他来当裁判。七师校园充满了民主空气。对于教师和职员，谢台臣则不断从工作上、生活上加以指导、帮助，有错误进行批评教育，绝不随意惩罚辞退，因而深得教职员的信任和爱戴。大家同心协力，为办好学校、教书育人贡献力量。
１９２６年８月，中共党员冯品毅在开封受到军阀和反共分子的迫害，回到大名。谢台臣毅然聘请冯品毅来大名七师教书。冯品毅在大名七师任教仅三个月，在学生中发展赵济焱、刘大风、李世玮加入共产党，不久又发展成滋（成润）等入党，并于１０月间建立了党、团两个特支。这是直南地区较早的党团组织。１９２７年１月放寒假前，大名七师共产党员已发展到十余人。时逢大革命高潮，北伐军先后占领湘、鄂、浙、赣、皖等省，席卷半个中国。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各拿出７０元银圆，资助赵济焱、刘大风、李世玮到南方去参加实际革命斗争。
１９２７年春，大名党、团特支已有党团员３０余人，党团特支改为大名党、团县委。此时，由李素若、赵济焱介绍，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谢台臣入党之后，将大名七师逐步变成了共产党员领导的学校，学校的主要行政职务，如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总务主任，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在共产党领导下，学校建立了反帝大同盟会，扩大了校办的读书会，学校变成了大名一带共产党的活动基地。谢台臣以“以作为学”的办学宗旨为掩护，将学生党员输送到农村，在农村建立党的组织。他本人也利用职务之便，不断到农村去进行革命活动。当时的大名七师，可以印刷共产党的宣传品；可以进行共产党上下级的接头、通信和联络；可以公开地开设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课程，《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大纲》是各个班次的必修课。学校购买了更多的进步书刊，供学生自由阅读和研讨。
１９２７年五六月间，自发的农民武装“红枪会”攻下大名。学校于六七月间放假。假期，谢台臣同晁哲甫、王振华等赴濮阳，与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三军军长梁寿凯联系，并在濮阳、清丰召开军民大会，号召群众起来革命，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梁寿凯占领濮阳后，李素若在濮阳组织了国民党县党部，李素若、李步庭、赵济焱、王亦华、谢台臣以跨党党员身份分别任县党部书记长、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农民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武汉发生“七一五”反革命事件后，谢台臣随梁寿凯退走新乡。
由于奉系军阀占领大名城，学校毁于兵祸，无法开学，谢台臣十分痛心，曾托晁哲甫到天津辞职，但未获省教育厅批准。１９２７年底，谢台臣、王振华只好离开大名，同到天津，暂在天津中日中学教书。
１９２８年底，河北省教育厅准备让大名七师开学，要谢台臣仍回七师主持工作。谢台臣表示要以“补发一年半经费”、“保证不再欠薪”为条件，省教育厅当即应允。于是，谢台臣重返七师，并通知师生１９２９年初到校上课。
一年半的停课，３００多名学生作了大量农村工作，有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大名、清丰、南乐、濮阳各县都发展了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党组织。有的学生在农村发动农民暴动，出生入死，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学校开学不久，１９２９年２月，发生了温邢固“二一五”农民革命斗争事件，反动当局将赵济焱、刘汉生、李世玮、王卓如等逮捕入狱。谢台臣闻讯，亲自到狱中探望。他含着泪水对赵济焱等说：“你们在狱中要站稳立场，我们在外边一定坚持活动，并想法营救你们。”不久，赵济焱等被押解到大名，谢台臣拿出４００元银圆，供他们打官司用。
１９２９年下半年以后，特别是１９３０年上半年，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与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作了斗争，因而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和迫害。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中共大名县委决定在“双十节”晚上大规模地散发传单，以共产党的名义，提出“打倒国民党”、“组织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口号，并说：“一张传单就等于一颗重磅炸弹。”对此，谢台臣在事前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不应当暴露党的组织，也不能公开散发传单。因为用党的名义公开散发传单，就会过早暴露党的力量，引起敌人的注意，增加工作困难。但是，这些正确意见，被中共大名县委内部执行“左”倾错误的同志否定了。结果是，“双十节”晚上虽然将传单撒遍了大名城，但党组织暴露了。国民党当局不但掌握了大名有共产党组织，而且查出了共产党的大本营在大名七师。从此，军警便严加监视七师师生的活动。
同年１１月，七师教员原政亭在讲课时引用了瞿秋白评三民主义的话：“国民党无处不荒唐，处处皆矛盾。”学生孙耀宗认为此话“新奇”，就写信告诉十一中的一个学生，不料信被国民党军警查获，借口孙耀宗反对国民党，予以逮捕，并迫使孙耀宗供出是教员原政亭所讲。于是，国民党驻军旅长孟宪吉派一营兵力，包围大名七师，大肆搜查五昼夜，先后捕去师生员工十余人，谢台臣也遭到传讯。此时，谢台臣不畏艰险，及时与党组织通报情况，学校行政领导干部与党组织密切配合，采取有力措施，使敌人什么证据也没有抓到。驻军在撤围前，提出有五个所谓“共党嫌疑犯”不能释放。谢台臣出面竭力担保，当局才不得不全部释放了被捕师生。
但是，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对大名七师的摧残越来越严重了。面对这一情况，直南和大名的中共组织负责人并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更加起劲地推行“左”倾错误方针。１９３０年四五月间，中共直南特委几次派人到大名组织暴动。他们错误地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目前已到了“振臂一呼，群起响应的时候”，因而提出以七师学校为暴动中心，以七师的学生、工友和学校周围刚刚组织起来参加夜校学习的农民为主力，攻打大名城，并要求把红旗插到大名七师门口。
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认为，暴动的主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广大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而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搞暴动是不实际的，不仅没有成功的可能，还会招致不应有的损失。他们还坚持认为，党应当保持和掌握好七师学校这个公开合法的革命阵地，为党培养干部输送到农村，深入地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壮大自己，积蓄力量，待条件成熟再举行暴动。这些意见完全是根据直南当时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但是，执行“左”倾错误方针的领导人不仅置若罔闻，还在一次活动分子会上，大批右倾机会主义，指出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三个已成为暴动的主要障碍，遂宣布开除他们的党籍。在这种“左”的错误的压力下，不少党员消沉了，学校周围村庄的农民也被吓跑了。最后，暴动计划成了泡影。
被开除党籍，对谢台臣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失去党的领导和支持，使他无法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河北省教育厅则鉴于大名共产党的活动与谢台臣领导的大名七师有关，意欲借故撤掉谢台臣的校长职务，只是因谢台臣在社会上的崇高威望，不敢下达撤职命令，便采取制造困难、不给拨款等办法，逼迫谢台臣自动辞职。谢台臣眼见经费无着，学校无法再办下去，便向省教育厅提出辞职。省教育厅立刻照准，并派反动政客张达夫以督学身份来大名七师，欲取而代之。
为了不让反动势力掌握大名七师的领导权，保住这块红色革命阵地，七师中共党组织遵照上级指示，组织全体进步学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驱张挽谢”斗争。张达夫一到大名七师，立刻遭到广大学生的攻击，学生代表对张达夫说：“惟有艰苦卓绝的谢校长才能领导我们，我们反对其他任何一个人来掌其权，请张督学帮助挽留我们的谢校长。”张达夫装腔作势地说：“你们谢校长辞意甚坚，厅里一再劝他不要辞职，但无法挽留……现在还是开学吧。”张达夫赖着不走，学生们便一天几次找他，弄得他狼狈不堪，只好搬到第五女师去住。学生们仍不放过，在七师与女师的来往路途上张贴驱赶张达夫的标语，还在七师大门口贴了一张“混牛，你想掌七师吗？”的漫画，校园内也到处贴着“混牛，你滚吧！”的大标语。张达夫的日子十分难过，只好如实向省教育厅反映。十余天后，省教育厅将张达夫调回，重让谢台臣回大名七师工作。
谢台臣因心情抑郁，加上操劳过度，精神衰弱，竟病倒了。为了不致影响校务，他于１９３０年６月又力辞校长职务。省教育厅批准谢台臣辞呈，并于７月５日正式委任张达夫为大名七师校长。
张达夫带领一班人马接管了七师之后，对革命师生大打出手，不到半年时间就辞退了全部进步教师及工友；开除进步学生１１０余人，其中有中共党员５０余人；还有一部分学生被当局逮捕。他们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报杂志，动辄训斥甚至扣发教职工工资；终日领着学生唱黄色戏，根本不把上课当正业。张达夫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起了全校进步学生的强烈反对。９月下旬，大名七师学生又展开了激烈的“驱张挽谢”运动。虽经反动军警的严厉镇压，大家仍然顽强不屈。
由于广大进步学生的诚心挽留，加上省教育厅派来处理七师问题的阎承之极力相劝，谢台臣感到，如果再坚持不回七师，情义上实在说不过去。于是，１９３１年春，谢台臣再任七师校长。这时，他虽然失去了党组织的联系，却仍然坚持为党工作，贯彻以往的教育方针，恢复学校的革命传统，让原班教员到校，被张达夫开除的学生均得以复学，学校中的党团组织很快恢复，学生自治会、读书会、反帝大同盟、社联、左联等群众组织的活动也活跃起来。谢台臣虽有病在身，但仍满怀信心，希望再度振兴七师。
可是，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中共负责人，却看不见谢台臣重掌七师后所做出的这些成绩，硬说他“不敢干”，仍然“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正在北平住院治病的谢台臣听到这些指责，内心感到十分痛苦，他表示：“我决不和党闹对立。”因此，１９３２年夏，他毅然决定辞去校长职务。接着，河北省教育厅委任国民党蓝衣社分子郭鸣鹤为校长，使七师遭到更严重的摧残，党团员和进步学生被开除学籍的达１７０多人。这就是“左”倾错误在大名七师造成的又一次严重后果！
谢台臣再次遭受打击，精神上更加痛苦，一直无法治愈的神经衰弱症更加严重，终于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含冤辞世。
谢台臣逝世之后，直南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极其怀念。１９３７年７月，大名七师校长王振华在离校学生的要求下，在校园内用汉白玉建立了一栋“谢台臣先生纪念碑”，碑座上刻有“谢台臣先生教育录”以垂永远。１９４５年，邓小平、刘伯承路过大名，看了“谢台臣先生纪念碑”，称赞谢台臣是一位“革命教育家”。１９４９年秋，大名民主政府责成教育部门将大名中学命名为“台臣中学”。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５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认为谢台臣“１９３０年被执行‘左’倾路线的直南特委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并决定“恢复谢台臣同志的党籍”。谢台臣英灵有知，当含笑于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