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栋，１９１０年８月３日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商镇显神庙村。父亲王克明是一个读过书的农民，以农为本，间或经营生意。１０岁始，王柏栋就读于舅父家所在地龙驹寨百顷湾私塾，因为资质聪颖，深得塾师喜爱。除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外，他还爱读课外书籍，就连小说《水浒传》等，也成了他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他常向同学们讲：“李逵、林冲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
１９２７年春，国民军联军孙连仲部途经龙驹寨，王柏栋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出师河南。后目睹了该部的反共行径，又愤然离开，重新入学就读。１９２９年夏，王柏栋毕业于商洛镇西的两岭小学。毕业后，父亲执意把他送到河南荆紫关其岳父处当学徒、做生意。父命难逆，王柏栋虽然进了生意铺，却十分厌恶递烟端水、算账卖货的经商生活，勉强当了四个月学徒，便瞒着岳父，来到杨虎城属下的杨子恒部当兵。因他勤奋苦练，又有文化，受到补充第四旅旅长杨子恒的赏识，留在身边当勤务兵。不久，适逢杨虎城将军在南阳办教导队，杨子恒便保送王柏栋去南阳参加学习。
由于教导队的骨干多为共产党员，王柏栋的心情十分舒畅，政治觉悟大为提高。１９３０年６月，在南阳教导队第二中队，经阎维良、王允端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春节王柏栋返乡探亲，对当兵一事向父亲做了耐心的解释。父亲说：“自古当兵没好人，你为啥不学生意去吃军粮？”王柏栋答：“兵有孬有好，梁山上的好汉也是当兵，你说是孬是好？”父亲说：“要说梁山上的兵，当然是好的。”王柏栋答：“我当的这兵，比梁山的兵好得多。”父亲说：“这么讲，你这次当兵当对了。”王克明老先生打消了疑虑，对儿子表示了由衷的支持。
１９３０年，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中原，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奉命讨伐冯玉祥，由南阳开赴洛阳，继而进驻西安。这年１０月，经十七路军中地下党组织介绍，王柏栋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士兵工作委员会接上了党的关系。根据组织安排，在教导队学习结束后，王柏栋仍回杨子恒旅。这时，该旅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王柏栋先后任见习警卫排长、连长。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我国土。“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古城西安抗日怒潮风起云涌。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驱逐日本侵略者。王柏栋通过在陕西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学友米信公，将《告西安各界人士书》、苏联《真理报》（中译版）等抗日救国传单秘密地散发到学生中，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爱国师生的斗争积极性。陕西第一师范学校、省立一中、省立二中，以及市高中等校广大师生，先后掀起了“驱逐师范学校校长侯培苍”、“反对蒋介石在西安设建陪都”等学潮。
１９３２年２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王柏栋任警卫队政委。１９３３年，调任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指挥部第一大队第二分队队长。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后，王柏栋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团参谋长、团政委。不久，奉命到陕北苏区，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参谋处工作；１１月，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一连政治指导员。１９３４年春，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直属机炮连连长。
１９３４年秋，王柏栋回陕南汉中、商洛一带调查地方情况。在家乡，他利用一切机会做群众工作，给其学友米信公、刘焕尧等送《社会发展史》等革命书籍，宣传马列主义的真理；给其二弟王柏桢赠《政治常识读本》；给商洛镇民团头目、他的故旧张虎森讲团结抗日的道理；劝说在地方民团当班长的三弟王柏梁多学军事技能，待将来时机成熟时拉部队参加革命。在此期间，他一心一意地完成党交付的革命工作，白天，走亲串邻，东村进，西村出；夜间，总是鸡叫后才和衣而睡。妻子埋怨，他劝释；父母不解，他道歉。１０月２９日，他用墨笔在其家房檐墙上写了“为了人类未来的光荣，终要度此血的惨辜生涯”等誓言，表示了革命者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不怕困难，视死如归的决心。
就在王柏栋回乡了解情况期间，红二十五军长征转战到陕南商洛，大部队西进后，留下了一支３０多人的小分队，在队长程启文领导下，活动于洛南与商县交界的孙家山（今属丹凤县）一带，而国民党军队亦正准备对此三路“围剿”。得知这一情况后，王柏栋一方面对商洛镇民团团总张虎森晓以大义，要他帮助红军小分队，一方面又冒雪奔上３０余里外的孙家山，和程启文取得了联系，促成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后来，当敌军“围剿”孙家山时，由于张虎森事前送了情报，小分队立即转移到外线作战，避免了损失。
１９３５年３月底，王柏栋离开家乡赴陕北。９月，在“左”倾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１０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下令纠正肃反错误，释放被关押人员。王柏栋被释放后，到红一方面军工作，后任总政治部地方科科长。１９３６年６月，又调任红十五军团总政治部地方科工作，后任敌工部科长。西安事变后，王柏栋随红十五军团南下商县（今商州市）。因他是本地人，情况熟悉，仍搞地方工作。
１９３７年２月初，红十五军团北上甘肃庆阳整训，准备抗日。王柏栋因身体状况不佳，奉命留陕西省委做地方工作（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驻云阳镇的前敌总指挥部民运部干部）。８月底，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开赴抗日前线，遂在云阳镇建立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王柏栋任地方科科长。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通电，抗日烽火遍燃祖国大地。此时，王柏栋正患病在床，但他丝毫未考虑自己的身体，一再向组织要求赴斗争第一线杀敌。根据工作需要，中共陕西省委派时为省委地方科科长的王柏栋为中共商洛工委书记。于是，他立即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返回故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１２月下旬，即参加了省委在泾阳云阳镇召开的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洛川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
虽然早在１９２７年中国共产党就曾于商县、龙驹寨建立过两个特别支部，１９３２年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过境商洛，１９３４年红二十五军入陕建立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苏区，但是，自红军撤离后，这里的斗争又变得复杂险峻起来，地主阶级勾结国民党地方政权，疯狂地向苏区人民举起了屠刀。原来建立的党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一些党员也因之和党组织失掉了关系。面对这种情况，王柏栋依据群众受红军影响易发动的特点，以两岭小学为据点，向师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从中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接着，又把活动范围扩大到龙驹寨、商县的一些学校及商洛镇一带的农村和联保组织内。经过一段时间发动工作，先后建立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敌促进会、国难研究会和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在此基础上，积极慎重地发展了王连成、刘丹东、彭一民、米信公、周文斌、王士哲、巩德芳、薛兴军等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商洛镇、两岭村、商县中学三个党支部和龙驹寨党小组。到１９３８年６月底，中共商洛工委发展党员３０余名。并有计划地把王连成、刘丹东等共产党员和部分“民先队”队员派往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安吴堡青训班及省委党员训练班学习，为商洛山区以后的艰苦斗争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在积极建立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王柏栋面对现实，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生动地运用于商洛山区的实际，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和党员们广泛结识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王佑卿、刘清源、刘筱斋，和地方民团头目及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如王建三、刘松林等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政策。在龙驹寨一带工作有了进展后，他又及时地把工作范围扩大到豫鄂陕边界地区及商洛西部山区。先是派其弟王柏梁和谢华等去商南大岭观，和在这里活动的共产党员魏志毅联系，商筹建立豫鄂陕抗日游击纵队事宜，虽因敌人破坏未果，但扩大了党的影响。后又派谢华等回到杨家斜山区进行活动，组织抗日力量。
１９３８年４月中旬，商县第六、七区保安中队长冯麟生为扩充势力，煽动龙驹寨的国民党驻军收了商洛镇联保处的１００余支枪，而商洛镇联保处正是王柏栋工作的重要基地。于是，他组织商洛镇周围１０００多人，向当地驻军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彪请愿，用大量的事实据理说服马彪师长，悉数归还了枪支，大长了抗日民众的志气，灭了顽固派的威风。这样，他在当地名气顿时大增，极受民众的拥护，被选为商洛镇联保处的联队附。接着，他便把共产党员彭一民、张银治等三人派进常备队里任班长。
正在这时，商洛山区出现了汉奸组织“复兴倒蒋保皇党”（俗称黑煞道），企图利用阴历月初古会全面暴乱。王柏栋觉察到这一阴谋，即与当地驻军联系剿灭。在驻军的支持下，龙驹寨的道首陈会明所领的数百暴徒刚一起事，就遭到了灭顶之灾。道首何根庆、薛长有在夜村起事，刚杀羊祭旗，亦被王柏栋联系的地方武装剿灭。事后，王柏栋组织商洛镇周围数千民众，赴龙驹寨慰问驻军。在慰问大会上，他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抗日演说。
王柏栋在商洛山区点燃的抗日烈火愈烧愈旺，国民党陕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温良儒如坐针毡，曾几次找王柏栋进行“谈话”。王柏栋义正严词地据理予以驳斥，驳得温良儒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口之力。特别是温良儒第三次把王柏栋“请”到龙驹寨其下榻之处，两个人带着各自的观点，唇枪舌剑，从傍晚一直辩论到深夜。说到龙驹寨请愿要枪的事，温良儒说：“你宣传抗日很好，不该弄得民众都上街示威。”王柏栋说：“国难当头，要抗日必先有武器。商洛镇的武器被冯麟生收了，民众们赤手空拳，怎么去抗日！”温良儒又发难道：“你搞抗日，我不反对，可你回来为啥不向我打招呼？”王柏栋当即严正申明：“我一回来就向当地保甲组织说过了，至于他们是不是禀告你，那不干我的事。”温良儒被激怒了，便使出无赖手段：“你要抗日到别处去，我这里不容你胡闹。”而王柏栋则用蒋介石的话堵他：“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南北东西，都有守土抗日之责。这是谁说的，专员一定知晓。拿这话衡量，你不觉得你的话说错了吗？”接着，他又说：“若专员不许我宣传抗日，就给我出个证明。”过后，王柏栋舌战温良儒的故事，在商洛山里不胫而走，尽人皆知。
１９３８年６月，中央陕西省委派赵希愚赴商洛视察工作。经过调查了解，证明王柏栋回商洛开展工作七个月，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时也指出他的缺点：在慰问骑兵第一师的会上，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搞得太暴露了。考虑到今后的工作和他本人的安全，组织决定他立即返回省委。热情似水的王柏栋，经过冷静的考虑之后，诚恳地接受省委的批评，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同时，他立即指示各地党的支部和群众组织，注意在学校、地方军队、保甲、农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积极积蓄力量，慎重发展党员，坚决防止搞得太暴露。
安排好了工作，王柏栋打算很快返回省委。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分子已准备向他下毒手。温良儒指示冯麟生买通土匪头子曹建勋，伺机暗杀王柏栋。７月２５日黎明，曹建勋率匪众到显神庙村，向王柏栋连击数枪。党的好儿子、民族的精英、商洛地区革命事业的播火者王柏栋就这样牺牲了，英年２８岁。
８月１日，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镇举行了追悼王柏栋大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汪锋代表省委致悼词：“王同志的牺牲，不仅是共产党的一个损失，而且是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补救的损失！”第二年，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德生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八周年写的《纪念“七一”与陕西共产党》一文中，颂扬了王柏栋，把他和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李子洲等著名烈士并提，说：“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