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裕先，又名文翰，别名佐农，１９０８年６月出生于上海南汇县周浦镇一个贫困职工家庭。汪裕先的父亲汪伯康，是大团镇火油公司的小职员，收入微薄，在汪裕先８岁时就因病故世了。家里一贫如洗，多病的母亲日夜操劳，为衣庄缝衣服，挣钱养活三个儿女。
１９２１年，汪裕先才１３岁，就孤身一人来到上海一家小钱庄当学徒。学徒生活的艰苦和辛酸，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剥削制度无比仇恨的种子。
１９２５年，汪裕先进入上海华商电气公司灯务科，当抄表收费员。但是，国家的危机，社会的黑暗，民族的苦难，每时每刻都在刺痛着这位热血青年的心。正当他在苦苦思索和寻找改变中国命运的出路的时候，与他同宿舍的中共地下党员颜梦屏、宋凤翔，发现了这位向往革命的青年。他们经常启发教育他，还向他推荐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汪裕先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１９２６年初，由颜梦屏等介绍，刚满１８岁的汪裕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５月，华商电气公司中共党支部成立，汪裕先担任了党支部领导工作。
１９２７年２月底，上海正处于革命高潮来临的前夜。上海工人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均告失败，但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依然极大地鼓舞了上海的工人阶级，他们的斗争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汪裕先奋不顾身地带领工人，上街贴标语、撒传单、发表演说、示威游行，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天，汪裕先特意选择在南市新桥街闹市地段向群众演讲，宣传北伐军胜利的消息。几个警察冲过来，扭住汪裕先的手臂，想把他抓走。汪裕先毫无惧色，厉声责问：“你们还凶什么！北伐军已经打到郊区，你们好好想想自己的下场吧！”四周的群众也跟着怒吼起来。那几个警察耷拉下脑袋，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
华商电气公司工人的顽强斗争，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慌和仇视，一张罪恶的罗网正悄悄地张开。当华商电气公司的六位工人积极分子在求新造船厂进行宣传鼓动时，反动军警得到密报，气势汹汹地冲进工厂，逮捕了来不及撤走的施阿荣、蔡建勋，还凶残地砍下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南市机厂街两侧的电线杆上。野蛮的兽行，疯狂的镇压，激起华商电气公司工人的无比愤慨，胸中的熊熊怒火喷涌而出。在汪裕先的带领下，公司全体职工开展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罢工三天，并在南市的街道上贴满了“打倒孙传芳”、“打倒李宝章”、“为死难烈士报仇”、“工人团结万岁”的标语。这一血的教训，也教育了汪裕先等公司地下党的领导人：工人阶级要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在南市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为迎接第三次武装起义，汪裕先和公司党组织的其他同志一起，在华商电气公司秘密地建立起工人纠察队，人数迅速发展到２００多人，成为南市区工人武装中最强的一支队伍。汪裕先同时被任命为南市区工人纠察队队长，参加了党中央军委主办的武装起义军事训练班（设在当时的法租界康梯路３８１号）的学习。
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１日，中共中央特委作出了中午１２时举行８０万人的总同盟罢工，下午１时开始转为武装起义的决定。中午，华商电气公司变得死一般沉寂，工人关上机器，熄掉炉火，纷纷涌出厂门。不久，南市大东门的大富贵酒楼里，挤满了戴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员。汪裕先招呼各路负责人过来，再一次研究了攻击地点、联络信号和注意事项。当时钟指向下午１点时，远处小南门救火会钟楼上响起“当、当、当……”１３下宏亮的钟声。这是战斗的号角，这是起义的命令！汪裕先腾地站起身来，向队员们大喊一声：“跟我来！”工人们高举大旗，紧握斧头、木棍、铁锹，像潮水一样涌向松沪警察厅。汪裕先举着手枪冲进门去，大喝道：“不许动，缴枪不杀！”那些平时横行霸道的警察，只能乖乖地从床底下，从桌子底下，从角角落落可以躲藏的地方爬出来，束手就擒。接着，他们的队伍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攻占了水仙宫警察局和电话局。最后，他们的纠察队与法电、铁路等工人武装会师，武装起义人员达到了１０００多人。汪裕先带领这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围攻了江南造船所和商昌庙兵工厂。他们一边开枪，一边喊话，口号声、助威声更是震天动地。反动军警如丧家之犬，军心涣散，根本不想抵抗，慌不择路地跳入黄浦江上的小船逃命，不少人掉进江中淹死。当时守卫兵工厂的直鲁军海防卫队的一个军官，企图负隅顽抗，被工人纠察队当场击毙，一连士兵都颤抖地举起双手缴械投降。南市区的战斗在下午４时全部结束，胜利的红旗飘扬在大街小巷上。华商电气公司工人纠察队在战斗中，共缴获机枪二挺、步枪３００余支，使工人的武装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起义胜利后，汪裕先更是日以继夜地投入革命活动。他领导华电全体职工恢复生产，维持社会治安，并参与工人纠察队南市总部公审处决反革命分子。３月２３日中午，在南车站前广场，召开有六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汪裕先当选为南市区市民代表会议执委会委员。３月２５日上午，工人纠察队南市总部在华商电气公司对面广场举行群众大会，由汪裕先主持，审判了杀害华商电气公司工人施阿荣、蔡建勋的凶手，并当场执行枪决。
可是，正当上海工人欢欣鼓舞，斗志昂扬地去迎接更大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叛变革命，向敲锣打鼓欢迎北伐军进城的人民群众举起了镇压的屠刀。４月１２日凌晨，白崇禧派出第二十路军周凤岐部的两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在南车站到半淞园沿途架起轻重机枪，将华商电气公司团团包围，威逼工人纠察队缴械投降。情况万分危急，汪裕先把留厂值班的１００多位工人纠察队员召集到一起，说明情况后，坚定地说：“我们决不能放下武器，我们要用生命和鲜血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接着，他作了紧急布置，在三楼窗口和屋顶架起机枪，对敌人的进攻给予坚决还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据当时《申报》报道，枪声震天，密集不断，“致使华商电气公司房屋外墙及玻璃窗均被枪弹击坏”，“两面墙壁上方弹孔密如蜂窝，附近电车线亦完全倒下，垂地如网”。战斗延续到第二天清晨６时，工人纠察队终因寡不敌众，遂被敌军冲开大门，向纠察队驻防的大楼扑来。工人纠察队边打边撤，一直退到后面的职工宿舍楼。在工人群众的大力接应下，大部分纠察队员分散在人群中离开了工厂，但仍有３０多名纠察队员被捕，轻重机枪、步枪等３００余支均被缴去。
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申城，工会和群众团体都被取缔，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惨遭屠杀。汪裕先也成为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主要通缉对象。在腥风血雨之中，面临严峻的生死考验，汪裕先没有吓倒，没有屈服，他的革命信念和意志更加坚定。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将大批党员转移到郊县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后，汪裕先按照党的指示，回到家乡周浦镇，组织中共南汇县周浦区委，任区委书记。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汪裕先被安排担任中共南汇县委委员兼周浦区委书记，公开身份为周浦中华火柴厂工会书记。１９２８年底，汪裕先调任中共川沙县委书记，以东门小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１９２９年秋，中共淞浦特委成立，汪裕先被任命为特委委员。他和杭果人、陈云等并肩战斗。在农村的三年时间中，他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坚持斗争。他团结和鼓励地下党组织的其他领导同志，坚定革命的信心，明确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加强对各支部的联络和指导，及时向他们传达党的文件和批示，组织他们开展革命活动和斗争。他开办夜校，自任老师，并自编自导，组织工人排练节目，用文艺形式揭露社会的黑暗，对工人、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展党的组织。在炎热的夏天，他还经常到农家串门，传播革命真理，组织当地农民开展抗租反霸斗争。他发动与组织群众写传单印小报，四处张贴散发，宣传革命思想。
１９３０年４月，汪裕先遵照党的批示，赴太湖地区组织农民武装。不幸在赴苏州途中，由于叛徒告密，被特务跟踪逮捕，关押在上海漕河泾监狱，后又作为政治要犯，移至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在长达四年多的囚禁生活中，汪裕先受尽严刑拷打和非人折磨，却始终铁骨铮铮，坚贞不屈。不管环境的艰难险恶，他从来没有停止和敌人的斗争；熊熊的铁窗烈火，把他锤炼得更加坚强无畏。在监狱中，他秘密地建立党支部，并和南京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在他们的领导和支持下，多次发动难友开展绝食斗争，迫使敌人不得不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和权利。他在给家里的信中，很少提出需要生活用品，而总是列出一批书名，让妻子给他寄去。只要有时间，他就捧起书本，认真阅读和学习。他还与难友周大根一起总结斗争的经验，合写论文《当今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反映》。１９３４年３月，他在狱中托人秘密带信给上海地下党组织，因叛徒出卖，被改判死刑。汪裕先对死并不感到可怕，他对难友说：“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走进革命圈子里的人，坐牢杀头又算得了什么！”同年，他写信告慰母亲说：“为革命坐牢，甚至流血牺牲的不是儿子一个人，切勿为儿事担忧。”谁知，这竟是他最后的一封遗书。同年５月１４日凌晨，汪裕先被押出牢房时，他紧紧握着难友们的手，一一向他们告别，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坚持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在雨花台刑场上，汪裕先与五位同志一起，面对敌人的枪口，大义凛然，昂首挺立，不断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