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海，原名安哲，曾用名安丰铎，别名王祥臣，字建亭，１９０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生于山东省日照县两城镇安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王德海从小聪明、好学，８岁便随开中药铺兼医生的父亲安仲玉念书识字。他在读《左传》的时候，一天能背５０多行，安仲玉非常宠爱王德海。
１９２０年冬，胶东地区雪下得特别大，天气格外寒冷。正在读书的王德海，忽见长工小包穿着单衣挑水，脸冻得发紫，便让小包到药铺里烤烤火，问小包为什么不穿棉衣服。小包便把母亲有病，吃药欠款，做不起棉衣的情况告诉了王德海。他听了以后便无心背书，小包挨冻的情景总是浮现在他眼前。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王德海把自己的棉衣服脱给小包穿，叫小包在外面套上破褂子，并叮嘱不要将此事告诉别人。几天后，小包的母亲到药铺向安仲玉表示感谢，父亲不但没有责怪王德海，还在暗地里夸赞他将来有出息。
王德海１５岁那年，安仲玉准备叫王德海正式在药铺学医经药。王德海硬是不肯，坚持继续学习深造。１９２１年春，他在其舅父的资助下离乡到了济南，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中学毕业后，王德海又考入了北苑大学。
１９２５年８月，王德海的同学与邓恩铭相识，邓恩铭不断地介绍鲁迅的作品和《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给王德海等人，使王德海等大开眼界。在邓恩铭等人的倡导下，王德海组织了一些在济南上学的日照籍青年成立了“少年日照学会”。郑天九、牟春霆（陈雷）、李平章等十几人参加了“少年日照学会”。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也是党组织培养和教育青年的阵地之一。邓恩铭有时给“少年日照学会”的青年学生讲国际国内形势、国家的命运和青年人的前途等革命道理，同时还共同学习《共产党宣言》和《每周评论》《新青年》上的文章以及鲁迅的作品，使王德海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逐步地明确了阶级和阶级压迫的问题，认识到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求解放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１９２６年春，经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的介绍，王德海在济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６年７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１０月初，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入武昌，接着北伐军很快地占领了武汉三镇。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形势推动下，中共山东区委决定派王德海、郑天九、牟春霆、李平章等到武汉参加革命工作，支持北伐战争。到武汉以后，王德海考入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一分校黄埔军校第八期）学习。
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于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７日发动叛变。夏斗寅部原驻鄂西南，防守四川军阀杨森部队，保卫武汉革命政府。但是，夏斗寅乘国民革命军大部分出师河南继续北伐，武汉空虚之际，由宜昌东下切断了长沙与武汉之间的联系，并联合杨森等部偷袭武汉，妄图推翻武汉革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立即命令武汉卫戌司令叶挺率部迎击敌人。王德海与军校的官兵一起参加了叶挺所指挥的保卫武汉的战斗，并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经过三天的激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武汉和国民政府。
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叛变，王德海无比愤慨。当时，王德海、郑天九、牟春霆、李平章等人又聚在一起，大家对大革命失败感到痛心，都处在苦闷之中。这时，王德海听参加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牟春霆讲述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毛泽东对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精辟的分析，强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指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必须建立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武装。王德海听后深受启发，激动地说：“中国革命非由共产党领导不可，共产党非有自己的工农武装不可。”
１９２７年８月，王德海被派回济南，任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巡视员。是年冬，被派到青岛搞工运工作。１９２８年春，王德海又被委派到日照县搞农民运动。
王德海回到家乡以后，以安家村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年轻的王德海显得格外成熟和老练。王德海经常接济一些贫苦农民兄弟，家乡的人民群众都非常信赖他。王德海在安家村、于家村等一带活动，对农民群众进行了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农民忆苦思甜，找穷根，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使广大贫苦农民更加憎恨封建地主阶级。王德海秘密组织农会、雇工会、“觅汉会”、“车伙子会”、佃户会和盐民会等群众组织，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向恶霸地主进行斗争；发动佃户会，领导广大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领导和发动“觅汉会”开展罢工和增加工资的斗争；发动“车伙子会”开展增加运费的斗争。王德海领导的这些斗争活动，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教育了广大农民群众，认识到团结所带来的巨大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在日照县发展和建设党的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王德海同先期回乡的郑天九和牟春霆等一起，组建了中共山东省日照县第一届委员会。王德海任县委书记，牟春霆任县委组织部长，郑天九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组建后，王德海不仅以安家村为中心开展日照县城北的党的地下工作，而且还要肩负领导全县党组织工作的重任。为了加强县委与全县各级基层组织联系，王德海把驻跸岭庙作为日照县党的活动中心。１９３２年６月，省委巡视员来驻跸岭庙检查工作，王德海也多次在这里召开县委会议，研究和部署全县的革命工作。
在白色恐怖中，中共日照县委积极领导农民群众同封建地主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党的组织在人民群众中扎了根。到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全县共有党员７００多名、共青团员２００多名，全县有１００多个村庄有了党、团员。全县建立了６个区委、４５个党支部、２５个团支部。县委还扩大了活动范围，北至诸城境内的姚林、马家庄子直到城内，东北至胶南县的大场、小场和泊里一带，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１９３２年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将中共日照县委改建为中共日照中心县委，负责领导日照、莒县、沂水、诸城四个县的工作，王德海任中共日照中心县委书记。
１９３２年６月，省委派巡视员到日照，传达省委的指示，要求日照县委组织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１０月４日，在党中央的部署下，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在王德海的主持下，召开了日照县第三次党代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成立由五人组成的鲁南革命委员会，王德海任指挥；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王德海任政委。会议还决定，积极进行准备，争取秋收以后举行武装起义。暴动时兵分南北两路：北路军以安家村、于家村为中心，辖两个大队、６个中队，由王德海、于贡芳等负责；南路军以邵疃、山字河为中心，也辖两个大队、６个中队，由郑天九、牟春霆等负责。军事部署：北路军以安家村、于家村出发，集中力量攻打王家滩，回师两城镇，接着占领日照县城北各村；南路军由邵疃、山字河牟家子庄出发，集中兵力攻打涛雒，接着占领日照城南各村；然后南、北两路大军合攻日照城和石臼所；最后，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进驻五莲山地区（今五莲县一带），整编军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便配合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斗争。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３日晚上，日照县委决定武装起义开始。北路军２００多人在王德海、于贡芳的带领下，打着“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的军旗，首先缴了安家村的安荣堂等地主十多支长短枪，然后开仓济贫，宣布土地归农民所有，当众焚烧了地主的地契。几个小时的功夫，安家村变了样，多年来被压迫得喘不过气的贫苦农民，第一次扬眉吐气，成了安家村的主人。与此同时，于贡芳、许世权等人在于家村逮捕了反动乡长于淑卿，收缴地主的枪支，分了地主的粮食，烧毁了地主的地契。河山店村也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组成了一个中队的起义队伍。
１０月１４日，安家村、于家村和河山店村的起义军，在王德海、于贡芳等人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王家滩进发。王家滩是日照县东部的大村镇，背靠黄海，港口可停靠小轮船，是日照北部、诸城南部的对外通商口岸，富商大贾近百家。绕镇筑有坚固的围墙，设有十多个炮台，全镇有商团、民团、盐警等２００多人固守。起义军逼近王家滩，敌人早有准备，攻打几次都没拿下。王德海见势用缓兵之计，把队伍后撤，伪装吃饭。驻守王家滩的商团团长常宝贵看到起义军攻势不利，又退了回去，就骄横起来，回到团部又吹又骂，大吃大喝。就在这时，由镇内的团丁掩护的起义战士时子斌和张金全以到团部报告情况为名，混进了团部，乘机击毙了敌团长常宝贵，并立即跑到城墙上大喊：“起义军攻进围子了，团长阵亡了！”打入敌人内部的盐警方明九、周维九等把盐警分队拉到西南角，用暗号通知起义军进攻，并调转枪口扫射围墙上的敌人。一时间，敌人军心大乱。王德海等率起义军攻城占领了王家滩。
起义军乘胜追击，回师两城镇。在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地攻下了日照北部大镇两城。９天的工夫，北路起义军很快就拿下城北的大部分村镇。起义军每到一地，就打开地主的仓库，把粮食分给穷人，焚烧地主的地契，宣布土地为农民所有。南路起义军由郑天九、牟春霆等率领也取得很大胜利。
日照暴动历时１３天，经过３０多次大小战斗，革命烈火燃遍日照大地和五莲山区的几百个村庄。农民暴动的枪声，使反动派惊恐万状，日照县反动县长杨锦标一天三次电告反动军阀韩复榘。韩复榘立即命令展书堂以一个师的兵力火速前去镇压，并令诸城、莒县等地的地主武装配合展书堂部围攻起义军，驻青岛的海军也派出军舰接应。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王德海率起义军避实击虚，激战数日，终因敌众我寡，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暴动失败了。但是，这次暴动却在反动统治十分严密的日照打开了缺口，沉重地打击了日照县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使日照县的劳苦大众找到了救星共产党，找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点燃了黄海之滨的革命火炬。
起义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成百名起义军战士被杀害，整个日照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由于安家村的地主告了密，王德海的妻子在起义失败后，被抓到诸城关押，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尽了折磨，后来她的娘家东挪西借凑钱将她保出来，幸免一死。韩复榘对王德海更是恨之入骨，悬赏一千块大洋缉拿王德海。这时，王德海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疏散部队，转移干部，进行秘密斗争。他化装成吊孝人，在许世权等人的掩护下，机智地闯过敌人的层层封锁，辗转来到大连。
１９３３年１月，王德海到大连以后，很快就同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张洛书（即刘景新，系王德海在武汉时期黄埔军校同学）接上了关系。由张洛书出面安排，王德海到旅顺龙王堂民众学校当教员，以此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在这里，王德海经常与山东转过来的２０多同志一起研究暴动失败后的日照县的工作，并派起义干部安茂祥、历老四、邵子金等人秘密返回日照，恢复党的组织，继续开展农民运动。
１９３３年６月５日，王德海在大连常盘桥（青泥洼）与党的联络员张洪发接头。按照中共奉天特别委员会的指示，６月１４日，张洛书派尹半农送王德海到沙河口站，由李长贵（安子章）陪同从大连到奉天，任中共奉天特委宣传部长。奉天（今沈阳）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奉天已经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为了强化统治，１９３２年９月，日伪公布了《治安警察法》；１０月，伪“满洲国”决定建立“中央及地方清乡委员会”，奉天还成立了“治安维持会”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使奉天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王德海在奉天特委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地下斗争。他以拉洋车的身份为掩护，日夜奔走，开展工人运动。他根据中共奉天特委的“红五月”计划的要求，积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义勇军，大力发展反日同盟会等组织。他主办特委机关刊物《工人之路》，宣传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发动广大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日伪的压迫。
６月２２日，中共奉天特委书记杨一辰因撒传单被奉天伪警察厅逮捕。第二天，王德海到杨一辰住的老魏家（位于大西关苕帚胡同）。不料，已叛变的团奉天特委书记张柏生带领日本宪兵队来抓与杨一辰联络的人，王德海正在此处，因而被捕，被关押在日本警察署的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王德海受尽了严刑拷打，但他在日寇的残酷刑讯面前，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一个多月的过堂审问，王德海多次被打得死去活来，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个教书先生，弄得残暴的日本宪兵队也无可奈何。由于没有从王德海口中捞到任何东西，只好将他作为嫌疑犯转交给伪奉天法院监狱。
王德海转入监狱后，被关进二号牢房。这个牢房共关押２４人，大多是反对日本侵略的进步学生。王德海的年龄比较大，又能诗善文，待人热情，因此很快就得到了难友们的爱戴，被称为“二哥”。关押在另一号牢房的奉天特委书记杨一辰被尊称为“大哥”。在杨一辰的领导下，王德海参加了追查叛徒的行动，同叛徒张柏生、王树德、田玉清及有变节行为的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大家都看不起叛徒，骂叛徒是狗。就连看守人员也看不起叛徒，说叛徒不够朋友，使叛徒的日子很不好过。王德海还组织二号牢房的难友学习进步书刊，增强共产主义信念。他们学习的进步书刊有邓初民的《社会进化论史纲》、鲁迅翻译的《铁流》、高尔基的《母亲》，以及马列主义原著《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通过学习，提高了难友们的理论水平，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王德海经常给难友们讲革命故事，并写诗和文章，抒发感情，鼓励难友。他还教难友们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等歌曲，以激扬难友们的斗志。
王德海被捕后，还一直惦记大连党的工作。是年８月，为了保护党的组织，他通过看守寄信给大连市窖业党支部书记尹继厚（尹半农）。信中说：“我因共产党嫌疑而被捕，狱中生活很苦，有钱可寄两元。”这封信实际上是要大连党组织及时隐避和转移。可是，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张洛书看过信后，没有进行防范，而是让尹继厚（尹半农）给王德海寄去两元钱。不久，叛徒于贡芳（于冀贤）带着日本宪兵队于１０月１９日深夜到大连，在泰山街４２９号的“志诚书房”逮捕了张洛书（刘景新）和李玉珍（张洛书的爱人），在沙河口逮捕了尹继厚，接着又逮捕了于培杰、姜崇仁、黄耀典、刘来福（刘海宁）、褚丕录等人，使大连市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１１月末，王德海还带领难友们为了争取放风和不受虐待，开展一场绝食斗争，一直到取得胜利。
不久，叛徒于贡芳由大连到奉天，又向日本宪兵队供出奉天特委组织和王德海领导日照暴动的情况，王德海又一次被提审，遭到敌人的拷打。
王德海被判６年徒刑。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还得了肺病，每天咳嗽不止，病情日益严重，加之得不到医治，不幸于１９３４年冬病逝在奉天监狱。
全国解放后，１９６０年２月３日，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追认王德海（安哲）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