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止戈，又名熹祖，化名胡之康，１９０２年４月３０日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武赵村一个绅士家庭，后全家迁居西安。在进步教师蒲化人的影响下，武止戈广泛搜集反映新思潮的书刊阅读，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使他开始认清国家沉沦、政府腐败、社会黑暗的严重局面。
１９１９年５月，北京爆发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消息传到西安，武止戈与其他进步学生一起，在省学联的领导下，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拦，勇敢地走上街头，在钟楼、鼓楼散发传单，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在临时搭就的讲台上，武止戈慷慨陈词，发表演说。每每讲到列强肆虐、国土沦丧时，他声泪俱下，听者无不感动。
一天，在古城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焚烧日货行动正在进行。武止戈拿来自家使用的日产洋布、洋伞等，毫不犹豫地投进火中。他一边扔，一边向围观群众痛斥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号召人们抵制日货，使用国货。在他的热情感召下，过往行人纷纷从家里拿来日货，投进熊熊燃烧的火堆中。
不久，武止戈和焦启恺等一起成立了“诚社”，以忠诚老实自励，并创办了一个宣传学习新文化、新思想的《互助周刊》。
身为富家子弟的武止戈，并没有为优越的家庭环境所沉醉，却满怀忧患，忧国忧民。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他与好友屈武、邹军等人商定去外地求学。１９２０年，他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问题》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他眼界豁然开朗，从此立下了改造旧中国的宏愿。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武止戈等人筹办成立了天津南开学校陕西同乡会。他们把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寄往故乡，寄往西安，表示愿同家乡学生一起，“组织团体和出版刊物，把各界的黑幕尽量地介绍出来”，“同心协力去奋斗牺牲，破除黑暗的势力，努力向光明的路上去！”翌年初，《贡献》月刊又在他们的手中诞生了。武止戈撰写了许多文章，热情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号召陕西青年奋起改造社会，为世界上大多数人谋幸福、争自由、求平等。武止戈精力充沛，学习工作刻苦认真，从文章撰写、编校到杂志出版、发行，他跑得最勤，时间久了，大家亲切地送了他一个“腿腿”的外号。虽然杂志只出了４期，但在宣传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以及倡导马克思主义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誉为是一本“宗旨正大，议论卓越”的革命刊物。
１９２２年，武止戈中学毕业，从天津来到北京，准备报考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陕西旅京的学生领袖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杨钟健等人，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尤其令他激动的是，通过刘天章的引荐，他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教授，多次聆听他的教诲，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１９２３年，武止戈迎来了自己政治生命中新的起点——经刘天章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他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更加自觉地投身到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他参加旅京陕西学生的进步组织——共进社后，常常挑灯夜战，奋笔疾书，为《共进》杂志撰写文章。特别是在革命的道路和方法问题上，他提出“领导陕人武装起来，建立革命政府，打倒军阀，赶走流氓政客”的主张。
１９２３年夏，武止戈担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他积极发展壮大团组织，仅半年时间，团员就由原来的不足百人发展到１８０余人，成立了２０多个团支部。他还带领团员深入工厂办劳动补习学校，教工人学文化，讲解国际国内时局；拉家常，了解工人的思想和生活。由于武止戈平易近人，深得工人信任，大伙都愿将心里话说给他听，遇到难处也跑来找他帮忙。正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决议中赞扬的：“北京地方团，对于政治宣传，尤其是学生运动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１９２４年初，党组织送武止戈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同年５月，又派他前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赴苏前，武止戈回了一趟陕西，与王尚德、魏野畴等一起创建了陕西地区最早的两个团组织——渭南赤水支部和西安支部。
７月，武止戈从西安来到天津。当他与中共党员张宝泉等人乘上赴苏的轮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时，武止戈翘首回望，默念着：“再见了，我的祖国！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厚望，早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当时的苏联，正处在百废待兴、饥寒交迫的困难时期。武止戈在苏联连肚子也吃不饱。艰苦没有吓倒武止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国际共运史》《联共党史》等课程，成绩优异，俄文更是出色。同学们说：“谁俄文有问题，去找武止戈，他是我们的‘活字典’。”
１９２５年夏，武止戈被派往西伯利亚和黑海地区从事工人运动，吃住在工人们中间。白天和工人们一起下海捕鱼，下窑挖煤；夜晚，每当劳累了一天的工人们开始进入梦乡，武止戈还就着昏暗的灯光，伴着呼啸的寒风，披着一件旧大衣读书。艰苦的环境，恶劣的气候，使他变得又黑又瘦，同时也锻炼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
一年半的工作结束后，武止戈告别了与他朝夕相处的工人兄弟，回到了莫斯科，转入中山大学学习，同时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尽管学习、工作两副重担在肩，但他对各项工作抓得细致、扎实，有条不紊，使旅莫支部被人们誉为“党内驻苏大使馆”。
身处异国他乡的武止戈，时刻关心着国内政局的发展。在得知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浪潮如火如荼时，他向党组织提出学习军事的要求，经批准进入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理论，并到苏联红军中代职实习。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批准了武止戈回国参加抗日作战的请求。次年２月，武止戈回到祖国。不料途经哈尔滨时被逮捕，羁押于沈阳、大连等地。酷刑和非人的折磨使他身染重病，生命垂危，后经党组织和友人营救，才恢复自由，并养好身体。
１９３３年初，武止戈来到张家口，与张金印、吴化之一起组织中共张家口特委。此时，日军大举向华北逼近。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决定联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将领，筹划成立察哈尔绥远抗日同盟军。受中共张家口特委和冯玉祥将军的委托，武止戈日夜兼程，穿越内蒙古大草原，到苏联驻蒙古使馆争取苏联援助的工作。
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６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武止戈先后被任命为总部高级参谋和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６月下旬，他与吉鸿昌率部英勇出击，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数县。７月上旬，抗日同盟军又兵分三路，对日军重兵镇守的多伦县城发起猛攻。日军凭借坚固工事顽抗，还派出３架飞机轰炸扫射，抗日同盟军３次攻城不克，伤亡严重。武止戈心急如焚，与吉鸿昌一起分析研究，决定采取内外夹击和夜战解决战斗。７月１１日那天，他们派副官和挑选出来的４０余名精干士兵扮做商贩，分批混入城内；又组成一支敢死队，由吉鸿昌、武止戈亲自率领，从西、北、南３个城门向敌人发起进攻，在混入城内的战士策应下，打开西门，冲入城内。在一片喊杀声中，敌人惊慌失措，遂向城东北角退去。巷战肉搏３小时，将日军消灭大部，溃兵弃城而逃。至此，失陷７０余天的多伦城，经抗日同盟军５昼夜鏖战后宣告光复。
抗日同盟军的节节胜利，极大鼓舞、振奋了抗日军民的斗志，也使日伪军大为震慑。他们一面派重兵反攻多伦、沽源，一面加紧勾结国民党投降派何应钦，共同围攻抗日同盟军。面对强敌，吉鸿昌与抗日同盟军各将领联名发表通电，表示“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决心将日寇赶出中国。
根据中共中央前委指示，抗日同盟军日夜兼程，准备攻打承德。其后，前委又贸然提出“打进北平过中秋”的口号。武止戈等人据理力争，坚决反对这一冒险计划，建议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又有回旋余地的陕北去，同刘志丹等人领导的陕北红军汇合，扩大革命根据地。但可惜，他们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前委采纳。
１９３３年９月下旬，武止戈协助吉鸿昌、方振武等抗日同盟军将领，率部三四千人，由独石山出发，高唱“同胞武装起，携手去杀敌。壮士怒冲冠，日阀心胆寒。边疆一场战，失地夺回还。望我劳苦兄弟，英勇杀敌莫迟延”的战歌，冲破敌人的几道防线，连克怀柔、密云、昌平等县城，攻占了大小汤山，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敌人不甘心失败，调集大量兵力，对抗日同盟军围追堵截。１０月１３日上午，在河北省顺义县西许南园村抗日同盟军驻地上空，突然飞来十几架日军战斗机。“轰隆隆”的炸弹声响过，顿时火光四起，弹片挟着碎石漫天呼啸。“危险！快趴下！”在硝烟弥漫的烟尘中，身材瘦高的武止戈骑着一匹白色战马往返奔驰，大声疾呼。突然，一颗炸弹落在他的身旁，他和战马一同倒在血泊之中，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