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原名汪之正，字诚斋，号洪波，１９１３年出生于山东省东阿县夹河乡顾庄村（今属河南省台前县）一个农民家庭里。他８岁在本村读书，１９１９年进入公立高级小学堂，１９３１年秋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汪洋在乡师学习期间，参加了读书会，阅读了鲁迅、李大钊、高尔基的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同时，他深受该校创办的进步杂志《前冲》的影响，并在上面发表了不少进步的诗词和文章。
九一八事变后，汪洋对日本侵略中国深感愤恨和痛心，奋笔写下《感愤》一文，表示：“大好河山，拼死保卫”，“以鲜血浇列强之恶绝，以骨髓填世界之不平，共赴国难，以一死不苟幸生”。他积极投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救亡运动，组织同学深入郊区农村，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动民众抵制日货；还和同学们一起发起抗日募捐活动，声援和支持抗日前线将士；并参加了济南市１２所学校２０００多名学生组织的赴宁请愿活动。到达南京后，他们与外地来的学生一起，在国民党南京“总统府”门前静坐、请愿、演讲、绝食……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团结各界抗日。
可是，蒋介石国民党不仅不答应请愿学生的合理要求，反而对爱国学生采取威胁、绑架等卑鄙手段，镇压爱国学生运动。为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各地学生领袖公推汪洋为学生保护队队长。汪洋接受各地学生的委托后，立即在学生中挑选身强力壮者，组织他们建立一个３００余人的学保队伍。１１月的一天上午，请愿学生正集合在“总统府”前演讲，突然来了一队警察，二话不说，抡起枪棒驱打学生。许多人被打伤，还有几个遭到绑架。汪洋随机应变，立即指挥学生撤退。在大批学生退到安全地段后，汪洋随即带领十多位高个子学生冲回警察群中，与之拼死搏斗起来。这时，被绑架的学生乘机挣脱警察之手。可是，汪洋的头上、身上多处受伤，紧急关头被后边增援的学生救回。此后几天里，南京反动当局到处张榜缉拿汪洋，中共南京地下组织为了保护汪洋的人身安全，帮助他率领山东学生请愿团安全回到济南。
在中共济南地下党领导下，汪洋积极在学校创建“读书会”、“学生会”等青年进步组织，带领同学们散发传单、上街讲演、编演抗日救国戏剧。他给当时的《济南日报》寄发诗文：“日本所杀者，我同胞也；所占者，我土地也。谁无父母？谁无财产？谁无生命？而反动军阀不抗日，不救国，反把一些爱国志士视为仇敌……”
１９３５年７月，汪洋从济南乡师毕业，到山东肥城县城关镇高小任教。当时的肥城，地方反动当局迫害进步教师，克扣教师薪水。疾恶如仇的汪洋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发动全县２４０余名教师进行增资罢教斗争。在他的带领下，教师们游行示威、静坐绝食、谈判斗争，迫使反动当局答应他们提出的三项要求：１．提高教师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２．改善教学条件；３．补发克扣的教师工资。罢教斗争胜利了，可是，反动教育当局却借故把他开除了。
那年春节前，汪洋被迫回到故乡夹河乡顾庄村。不久，汪洋决定去济南寻找中共党组织。临走时，他告别母亲说：“妈妈！我走了，你不要把我牵挂。人类解放不成，何以为家？生，我是共产党的兵，死，我是共产党的鬼，不打倒帝官封，儿愿做千秋鬼永不回家！”他在同学的帮助下，与中共济南地下组织取得联系。１９３６年１２月，中共山东省工委批准汪洋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汪洋被中共山东工委派往东北军学兵队作政治指导员工作。西安事变后，他随谷牧一起回到延安。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汪洋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派他去鲁中创建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这年冬天，他只身到国民党山东第五战区第八游击司令张里元部的独立营，找到中共地下党员谢辉、赵昭，研究确定做该营的兵运工作。汪洋由谢辉、赵昭二人介绍，加入了独立营一连当文化兵，伺机做行动准备。１９３８年春节后，张里元命令该营北上博山防守。汪洋认为行军路上是策动部队暴动的良好机会，便连夜召集谢辉、赵昭、张岗、崔介商量。他们分析，当时的兵力情况为二比二：该营共四个连，原益都县公安局警察编为一连，由原公安局长、现任营长戴星三掌握，属于最顽固的力量，也是主要打击目标；宋炜率领的二连成员是益都县壮丁队，大都是农民出身，重要的是连长宋炜原是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是团结争取的对象；三连归谢辉，四连归赵昭，是主攻力量。为了慎重，不打无把握之仗，他们最后商定，由汪洋做宋炜的思想工作，谢辉、张岗他们四人做兵暴组织准备。
行军途中，汪洋一直同宋炜肩并肩走在一起，一边热情为他分扛行军物品，一边在宋炜身边唱起《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赤色的花儿，染透了碧血。
美好的河山，岂容日寇侵犯，
我们同仇敌忾，意志如铁。
同胞们，团结起来，
为了民族的独立，
为了人民的幸福，
共同奋斗，建功立业。
宋炜听着这悠扬动人的歌声，心想：“他是谁？过去是干什么的？这样热情！这么风趣！”当他得知汪洋也是一位爱国青年学生时，便欣然与汪洋攀谈起来。
“汪洋，怎么到这个部队来的？”
“外敌入侵，抗战匹夫有责，愿与宋连长共赴国难！”汪洋靠近宋炜一步，随口答道。
“好！有志气。可是，目前日军已侵入我华北，妄图灭我中华！”宋炜放慢了行军脚步，与汪洋并肩行走问道，“兄弟！你的看法呢？”
汪洋立即兴奋地答道：“只要国共两党搞统一战线，团结一致抗日，日本鬼子的野心就不会得逞。咱们一定能把凶恶的侵略者赶出国门！还要建立新的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啊！”
“好一个把日寇赶出国门，好一个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宋炜兴奋激动地抱起汪洋的双肩，赞赏地笑着说。
当部队行进到博山鲁村时，汪洋感到时机成熟，便把兵暴的打算告诉他，宋炜欣然同意。汪洋便在部队开到博山下庄时，策动该营二、三、四连一起举行兵暴，当即缴了一连及营部手枪队的枪，驱逐了反动营长戴星三，率部队进入沂蒙山区，树起“鲁南抗日独立营”的大旗，在临沂、泰山、潍坊、淄博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被日军与国民党惊恨地称为“鲁南轻骑”。不久，汪洋、张岗和崔介率领部队转移到莱芜常庄，加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被编为第三团，汪洋仍担任团长兼政委。
１９３８年５月的一天，汪洋率领三团战士在莱芜县城进行训练，突然接到四支队命令：要他急率三团到鹿鸣山，配合八路军第四支队去袭击投降日军的山东“反共司令”秦启荣。汪洋当时感到军情紧急，连鞋子都没顾上穿好，立即率领部队去莱芜矿山，消灭了秦启荣伪军主力３００多人。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纷纷要求参加汪洋领导的队伍，三团很快发展到５００多人，使第四支队军威大振。接着，汪洋又率领部队转战滕县，解放了滕县，严厉打击了国民党顽军申从周等部和八里沟的地方反动武装，被当地人民群众誉为“铁骑军”。
不久，汪洋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率领整编后的二团开赴莒县、临沂、郯城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１９４０年９月，按照八路军山东纵队实现主力全部正规化的整编计划，以第一、第四支队主力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旅，王建安任旅长，汪洋任政治部主任，钱钧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团，兵力一万余人。一天上午，莱芜城郊，汪洋正在第一旅成立大会上作政治报告，突然接到紧急情报，约一万多名日军乘坦克、汽车偷袭过来，情势万分危急。汪洋处变不惊，镇静地与王建安旅长、钱钧参谋长略作磋商，即把政治报告改为战前动员。这时，会场上空乱云翻滚，狂风大作，日军汽车、坦克的隆隆响声滚雷般地传来。汪洋呼地站起身来，喊道：“同志们！战斗马上就开始，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时刻到了！”他凌厉地扫了会场一眼，战士们正摒住呼吸，瞪大了眼睛。汪洋高声发出最后的动员令：“同志们！准备歼灭来犯的敌人！”随之，部队迅速分出一翼，由钱钧参谋长率领，前去阻击敌人，其余主力由王建安与汪洋率领，火速向泰山方向撤去。
钱钧率队依据莱芜有利地势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日军在莱芜城郊留下几十具尸体。接着，他率队西撤。日军初战失利，嗷嗷乱叫，从背后凶猛追杀过来。一旅主力轻装急进，向西撤退４５里，到达一处峡谷地带。汪洋与王建安遂分兵埋伏两侧，带领战士紧急构筑工事。这时已近午后两点多钟，大雨倾降，道路泥泞。日军穷追不舍，钱钧率领部队且战且退，迅速向峡谷退去，日军的车辆拥挤向前。这时，只听一声炮响，汪洋振臂大呼：“同志们，英雄杀敌立功的时刻到了！冲啊！”两侧的战士们凭借有利地势奋勇杀出，钱钧立即调转马头，指挥部队转退为攻，形成三面夹击之势。顿时，机枪声、喊杀声、车辆的撞击声和日军的嚎叫声响成一片。这次战斗打得日军伤亡惨重。
不久，“百团大战”开始。汪洋奉命亲率一旅指战员在山东莱芜、博山一带向日军发动猛烈进攻，历经大小战斗２０余次，俘虏、毙伪日军１２６０余人，缴获长、短枪５００余支。
１９４１年８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旅成立，下属四个团，廖荣标任旅长、汪洋任政委。在部队强有力的支持下，汪洋深入鲁南地区广大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巩固扩大鲁南抗日根据地。同年秋，８０００多名日伪军对泰山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所到之处扶植汉奸势力，推行保甲制度，到处设据点，封锁泰山抗日根据地。汪洋组织带领群众进行反“扫荡”。这年腊月，他率领四旅十一、十二团，冒严寒，踏冰雪，转战沂蒙山区，连续攻克西高都等１０多处日军据点，打通了沂山、蒙山与芦山的日军封锁线，恢复了鲁中抗日根据地。
１９４２年３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第四旅兼属第一军分区，汪洋任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廖荣标任军分区司令员，欧阳平任政治部主任。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扩张野心越来越大，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日军在山东增兵十万，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惨无人道的“扫荡”，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在泰山地区建造炮楼３１４处。汪洋、廖荣标和欧阳平采取集中分散的机动战术，深入广大基层群众中，在各县农村建立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和民兵队等抗日群众组织，配合主力部队严厉打击日伪军，同时组织带领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减租减息、反奸除霸和整党、整风运动。
在一次整风会上，有人提出汪洋曾经放走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当时，廖荣标司令员站了起来，说：“不错，那件事情大概发生在１９３９年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与汪主任带领四支队机关人员和两个连在莱芜雪野村训练。这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带随从１２人，骑马从雪野村北路过，恰被我部战士俘获。”这时会场有些躁动，有人嚷道：“啊！好不容易抓住条大鱼，汪主任为啥放跑呢？”廖荣标含笑答道：“是条大鱼！为了做好统战工作，是我派汪主任去接待他的。那时汪主任还作了发挥，大张旗鼓地写标语，率部队欢迎他呢！正因为汪主任来了这一手，沈鸿烈一直积极配合咱们抗日啊！”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根据地，廖荣标司令员率领军分区主力部队挺进鲁东南淄河流域，政委汪洋和专员赵笃生带领地委、专署机关干部、军分区教导营和十团一营，在博山刘白杨村集中培训县区领导干部。由于叛徒告密，１０月１６日，日军从莱芜、口镇、新泰、淄博、胶济路等地调集６０００多名日军，于当夜分六路向刘白杨村袭来。１０月１７日拂晓，汪洋得到情报后，立即派出四个小组四边侦察，西、北、南三个小组迅速返回，都说发现敌人，只有派向东面的小组未归。汪洋与赵笃生、石新、赵钧商量后决定，马上组织部队顺吉山河北岸向东突围。营长赵钧率一个连顺吉山向东开路，机关干部居中，教导营营长石新及军事队队长田光林率领所部断后。
途中与东边来的日军遭遇，汪洋带领十团两个连、机枪排和教导营军事部一边与日军激战，佯作进攻，一边指挥部队转战吉山南岭。在抢渡溪河时，又遇东、北、西三方日军的夹击，部队伤亡沉重。在此敌众我寡、极端危急的情势下，汪洋双手持枪，弹无虚发。他对准在山上指挥的日军军官射击，趁日军混乱，带领部队迅速杀至南岭山腰，欲抢夺山顶制高点，不料遇到山顶埋伏日军的疯狂阻击。
汪洋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头突围。汪洋率领部分人马冲杀到吉山主峰脚下，这时天色阴沉，夜幕降临，巍巍吉山显得朦胧灰暗。汪洋环顾身边，不少干部壮烈牺牲，剩下的数十名战士身上多处受伤。他凛然吟道：“凡七尺男儿生当为国，做千秋鬼雄，死亦光荣！”汪洋望着身边这些战士想：他们虽然跟随我在一天一夜的腥风血雨中冲杀至此，滴水未沾，粒米未进，眼下，所有的子弹也全部打光了，可是，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健儿仍然紧紧贴在自己身边，怒视着强敌，像铁塑钢铸般屹立于高山浓云下，使敌人不敢贸然前进一步……祖国能有这样的儿女，何愁不发达兴旺？！日本鬼子咆哮不了几天了，战士们盼望已久的新中国建立的美好明天就要到来，可是……
霎时，山前传来密集的枪声，３０００多日军汇集成团围攻过来。面对数十倍于我之敌，汪洋大喊一声：“同志们！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上刺刀拼吧！”说罢，他端起刺刀旋风般向敌群冲去。这时，山风大作，雷雨倾盆。战士们紧随其后，如迅雷闪电般扑向敌人，一时喊杀声骤起，震撼寰宇。终因寡不敌众，教导营营长石新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数十名英雄战士与日军同归于尽。汪洋身负重伤十几处，跌倒在地。待日军走近，他又霍然坐起，用尽最后力气拼杀日军。
汪洋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出后，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泰山日报》均发祭文悼念。山东省党、政、军、民各界数万人沉痛悼念汪洋和３００多名牺牲将士。在追悼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欧阳平为汪洋烈士等人写下挽词：
投笔从戎救亡业，捐躯拼杀吉山血。
二十九龄春正盛，十月十七全大节。
敌军六路成合击，健儿数百齐挥铖。
三百勇士同殉难，全军誓把国耻雪。
１９４５年８月，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将吉山钓鱼台改建为汪洋台，台上建有汪洋亭，亭中树烈士碑一座，碑上刻有山东省党、政、军领导舒同、廖荣标、李念林等人的题词。１９５４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将汪洋烈士墓迁至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毛泽东主席解放初期到济南视察工作时，到英雄山看了汪洋烈士的碑记，并询问汪洋亲属后代的生活情况，对工作人员讲道：“英雄碧血凝史册，山东万代颂汪洋。”
（温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