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赤英，原名唐世焕，字泽英，１９０３年１１月２４日出生在四川省大足县（今属重庆市）福元里一个农民家庭。自幼热爱劳动，好学深思，少年时代就立下终身报效祖国的大志。
１９１９年春，唐赤英去重庆考入西南公学。他求知欲望强烈，更分外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与同学谈到如何报效祖国的时候，他的主张是：学习军事技术，反击侵略，抵御列强；也可以学习军械制造，生产枪炮，巩固国防。
１９２３年，唐赤英从西南公学毕业。回乡后，按照父母的愿望于当年结婚。婚后不久，便打算外出求学，因家人劝阻，未能成行。次年冬天，妻子生了个男孩儿。孩子满月之后，唐赤英即告别父母、妻子，踏上报效祖国的征程。
１９２５年，唐赤英进黄埔军校学习，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４日毕业。随即参加北伐，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１９２８年去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曾任中共支部书记，与刘伯承同学。两年后归国。
１９３１年３月，中共中央派唐赤英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代理政委。在交通员的帮助下，他到了洪湖。当时正是执行“左”倾路线的党中央派遣夏曦到洪湖，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时候。战斗在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原红二军团军长贺龙仍为军长，唐赤英代理政委。
刚从国外归来的唐赤英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最初他是认真执行“左”倾路线的。５月，唐赤英受组织委托，在长阳县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错误指责长阳县的党组织执行的是“纯粹的富农路线”，要求彻底改造长阳的党组织，实现路线的彻底转变。８月１日，宣布解散长阳县苏维埃政府。这一错误决定，使长阳县的工作受到极大损失。此时，唐赤英开始认识到“左”倾的危害性。
六七月间，由于连续下雨，长江、汉水决堤。敌人又乘机决堤淹我苏区，枪击修堤群众，企图困死根据地军民。水势不断上涨之际，敌人又搞“清湖”，形势十分严峻。党组织号召党、政、军、民一面救水灾，一面与敌人战斗。唐赤英和红军战士、游击队员一起抢修堤坎，组织水上游击队，截夺敌人物资，并组织群众造船、捕鱼、抢种杂粮，以生产自救。
唐赤英在抗灾自救中，始终和战士、群众打成一片。修堤坎，捉鱼虾，种庄稼，他样样是内行。愈是深入实际，接触群众，愈使他了解到基层情况，了解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的种种危害。很快，他在思想上与执行“左”倾路线的夏曦等人产生了分歧，在言行上也有所流露。
夏曦等人察觉到唐赤英与他们有分歧。８月３日，临时省委与湘鄂西军委在周老嘴开会并作出决议：任命万涛为红三军政委，唐赤英为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谋长。他以参谋长的身份积极投入指挥湘鄂西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斗。
在作战指挥部里，唐赤英觉得空气沉闷，甚至有一种压抑感。这次反“围剿”斗争，形势严峻。敌人是从１９３１年７月开始“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的，仅在洪湖苏区四周就部署了２４个团的兵力。红军和地方武装不过６个团的兵力，要战胜数倍于己的敌军，有很大的困难。
更大的压抑感来自内部。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夏曦等人不顾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客观现实，推行军事冒险策略，苏区各项事业特别是红军在战斗中付出过重大代价。夏曦不但不改变策略，反而变本加厉，积极推行“左”倾军事冒险路线。红三军军长贺龙曾经提出过不同意见，没被采纳。夏曦等人视贺龙为“军阀”，处处加以排斥。万涛虽然认为贺龙的意见有中肯之处，但不敢采纳。作为参谋长的唐赤英因归国不久，战斗经验不多，他的话，夏曦等人也不理睬。唐赤英的心像压了铅块一样沉重，从小养成的爱思索、爱问为什么的习惯使他不得安宁。
尽管如此，唐赤英还是积极地投入了反“围剿”斗争。唐赤英认为，敌军来势汹汹，但自身存在许多弱点：前来“围剿”的有鄂军、川军、湘军，派系多、矛盾多，指挥无法统一；军官腐败，军心不稳；各派军阀都想保存实力，互相扯皮，隔岸观火，战斗力不强；因水灾严重，敌军不易联络，更难配合。反“围剿”斗争是激烈的，也是残酷的。湘鄂西苏区军民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在年底终于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胜利。
１９３１年９月，组织上通知唐赤英去上海开会。那是一次党的秘密会议，各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领导干部将聚集一堂，共同讨论反“围剿”及扩大根据地、威胁主要城市等重大问题，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要作重要指示。
唐赤英接到开会通知的时候，思想上引起激烈的斗争。通知明确说明会上要他汇报工作。怎样汇报呢？湘鄂西根据地执行王明路线，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军事受挫，根据地缩小。这一切讲不讲？讲真话还是讲假话？讲一部分还是和盘托出？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文件多次指出：谁要是对王明为首的中央的理论有“轻视的倾向”，“必须受到严重的打击”。唐赤英知道，这“严重的打击”指的是什么。批评“左”倾机会主义，就是把矛头指向以王明为首的中央！说真话，可能掉脑袋！
唐赤英下定决心，为了革命事业，一定说真话，死也不怕。
按照预定的时间，唐赤英在交通员的帮助下，辗转到达上海，顺利住进了开会的秘密地点。开会的时候，唐赤英显得分外激动，甚至感到烦躁不安。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胜利，他要大胆发表意见，无所顾忌。终于轮到唐赤英发言了。他努力克制激动、焦躁的情绪，尽量讲大声一点，讲慢一点。唐赤英在发言中坦诚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深入分析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湘鄂西军事斗争造成的巨大损失。
开完会，唐赤英回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把自己在上海军事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唐赤英关于湘鄂西军事工作意见给中央政治局暨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报告》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坦诚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表现出一个革命者无私无畏、敢作敢为、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贵精神。
１９３２年１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传达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政治报告中认定，与他作斗争的同志中有一部分是“阶级敌人”和“右倾机会主义者”。
６月，敌“长江上游剿匪代总指挥”王陵基所指挥的川军和鄂军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共１０万人，到洪湖苏区“围剿”。７月，唐赤英兼任红三军参谋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红三军打了一些不利的仗，付出了重大代价。鄂西北、洪湖等根据地先后丧失。１０月，红三军开始退却。１１月初，越过桐柏山，进入豫西南。敌人追、拦、堵、截，红军边打边走。翻越大巴山之后，沿鄂川边境南下，越巫山，渡长江，攻克巴东城，１２月底到达湘鄂边。
在行军中，唐赤英作为贺龙的得力助手，率领红军在两个多月时间里行程３５００公里，沿途粉碎敌人围追堵截，排除万难，保住了革命实力。年轻的唐赤英在战火中已成长为一个勇敢坚定，不怕牺牲，经得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一意孤行，竟认为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以及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主要负责人和少数工作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夏曦操纵的肃反委员会不吸收贺龙参加。在夏曦眼里，贺龙是“军阀”，属于被审查的范围。
１９３２年８月下旬，部队行军到京山县六房嘴的时候，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王一鸣被当作“反革命”抓捕。后来，部队到了陕南。１０月，唐赤英被捕。１９３３年１月，唐赤英被当作“反革命重要头目”，被害于湖北省鹤峰县毛坝，时年２９岁。他的英年早逝，是红军干部队伍的一大损失，也是党和人民的一大损失！
１９４５年，中共中央追认唐赤英为烈士，名列中共中央组织部、军委总政治部编印的《军队烈士英名录》。全国解放后，洪湖市建立了湘鄂西苏区革命纪念馆，树立了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唐赤英的生平事迹陈列在悼念大厅内。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日，在烈士的故乡、遐迩闻名的石刻艺术圣地重庆市大足县烈士陵园塑起了唐赤英雕像。家乡人民为拥有唐赤英而骄傲！
（李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