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维扬，原名田文扬，１９０６年１１月生于湖北省枣阳县（今枣阳市）吴家店皇村一个农民家庭。７岁入私塾读书，１０岁起给地主当长工。１９２７年参加鄂北起义。１９２８年到国民革命军湖北省警备第５团当兵，后编入独立第１５旅。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参加大冶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５军。１９３０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５军第５纵队排长，红８军第４师第２团排长、连长，红３军团参谋、第５师第１３团营长。参加了攻打长沙、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曾获三等红星奖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１５军团第８１师营长、骑兵团团长、第７５师第２２５团团长。率部参加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军事二队学习并担任队长。１９３８年５月毕业后任八路军第１１５师教导营总支书记、苏鲁豫支队参谋长，八路军第５纵队第１支队政治委员、教导第１旅第１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３师第７旅副旅长等职。在山东微山湖、江苏洪泽湖等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１９４３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１９４５年４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本投降后赴东北，任辽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骑兵第１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４纵队第１１师师长、第四野战军第４１军第１２２师师长。率部参加东北１９４７年夏秋冬季攻势作战。辽沈战役期间，为配合主力部队攻取锦州，率部在纵队编成内于塔山地区阻击国民党军增援锦州，激战６昼夜，击退国民党军１１个师进攻，为攻克锦州起了重要作用。战后，所属第３１团被纵队授予“英勇善战模范团”荣誉称号。继而率部参加平津、渡江、衡宝、广西诸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第４１军副军长、军长。指挥部队执行广东西江地区剿匪任务，并解放南鹏岛。１９５１年５月后任第４１军军长兼粤东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水利工程部队副总指挥、人民解放军工兵司令部司令员。参与领导修建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海南岛海南公路建设工程。１９５４年２月入中南军区干部文化学校高干班学习。１９５５年９月后任总后勤部后方建筑工程部部长、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期间，发现培养了人民武装干部典型——贵州省军区从江县人民武装部组织科科长吴兴春；借鉴人民解放军开展“五好”运动的经验，率先在贵州省民兵建设中开展以争创“政治思想好、生产劳动好、工作学习好、组织纪律好、执行任务好”为主要内容的“五好”运动。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７７年６月１１日在昆明逝世。
一生忠于“党先生”的田维扬中将
■徐春辉
田维扬１９２７年参加鄂北秋收起义，领导这场暴动的共产党组织被尊称为“党先生”。１９２９年１２月，田维扬参加大冶起义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他兴奋地说：“我们终于找到党先生了。”次年３月田维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革命战争中身先士卒、屡建战功，是１９５５年新中国首次授衔的中将之一。
“中央苏区红军的光荣楷模”
田维扬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入党不久就由班长升为排长、连长，成长为一名优秀指挥员。１９３０年７月，红３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利用国民党战略部署上的空隙，果断作出攻打长沙的决定，按照部署红８军担任正面进攻任务。战斗中，已升任红８军第４师第２团３连连长的田维扬，率领全连战士浴血奋战，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受到红８军领导的赞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正式组建后，他跟随军团来到中央苏区，率连队参加了五次反“围剿”的斗争，曾先后６次负伤。长征开始后，他带领１营作为“先遣营”战斗在最前面。每到紧急关头，他常激励战士们“与阵地共存亡”“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田维扬后来回忆说：革命时期有一条是坚定的，就是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在敌人面前不屈服、不投降。
田维扬是军事干部，不但能带领战士英勇作战，还特别会做政治思想工作，鼓舞军队士气。行军中，常常见到他帮战士扛机枪；宿营后，和战士促膝谈心，引导大家“倒苦水”“挖苦根”，激发革命信念。他能给战士们讲作战的战略战术，也能宣传受群众支持的红军队伍，把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为此，由邓小平担任主编的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还曾报道过他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事迹，赞扬东方军是“中央苏区红军的光荣楷模”。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在红军大学学习时，田维扬惊喜地发现，他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事例已作为典型列入了正规教材，供全军学习、推广。
战功卓著的苏鲁豫支队参谋长
１９３８年５月，“军政两方面都很有作为”的田维扬，来到八路军第１１５师教导大队任党总支书记，很快又调任苏鲁豫支队参谋长。苏鲁豫支队，前身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第６８５团，也是一支使日伪反动派闻风丧胆、屡建战功的队伍。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党中央提出进一步发展敌后游击战争，苏鲁豫支队作为先头部队向山东挺进。初到微山湖以西地区时，丰县伪军头子王献臣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田维扬果断提出首战方案、部署具体工作，成功将其部歼灭，老百姓欢欣鼓舞。之后，他又乘势以军事施压和政治动员的方式，收编了沛县伪军头子籍兴科部。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苏鲁豫支队就将两支较大的汉奸武装打垮一个收编一个，既做到了为民除害，也使支队从３个大队发展成有７个大队、８０００多人的抗日劲旅，对打开当地抗日游击战争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３９年夏，田维扬被调到苏鲁豫支队一大队，与胡炳云一起担任保卫刘少奇的任务。那时，刘少奇和中原局机关几乎每天都要同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联络，敌军侦察到这个情况后紧追不舍。为保护好首长和中原局机关的安全，一大队一两天就要转移一次，有时刚到一个新驻地，又得马上转移。一次，部队刚到水牛冲，日伪军就集中了１个联队的兵力，准备袭击中原局机关。田维扬和大队长胡炳云沉着应战，指挥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激烈时全体干部和炊事员都投入了战斗。就这样，他们顺利完成了１个多月的警卫任务。１９４０年８月，苏鲁豫支队一大队整编为第５纵队第１支队第１团，又称“胡田大队”，在胡炳云、田维扬的率领下，驰骋在苏北淮阴地区，多次重创日伪顽军，威震四方，敌人惊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来了胡老大。”
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师长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向东北派遣军队，企图一举控制东北。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党中央决定派部队快速进入东北。这期间，还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田维扬，跟随干部团进入了东北，先后担任辽西军区第１军分区司令员、辽吉军区骑兵师师长。１９４８年５月，他被分配到东北野战军第４纵队第１１师担任师长。刚一到任，他就深入部队，动员大家为人民扛枪、为人民练兵、为人民打仗，广大指战员士气高昂，决心尽快解放东北全境。这时，党中央因势利导，迅速部署了威震中外的辽沈战役。为保障主力夺取锦州，田维扬所在纵队负责阻击国民党拥有１１个师兵力的“东进兵团”。他率领第１１师顽强抵抗，为塔山阻击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该师主力团第３１团被纵队授予“英勇善战模范团”的光荣称号。
塔山阻击战期间，辽西大地正是苹果成熟的季节，战士们住在老百姓的果园里，但没吃老百姓一个苹果，被群众赞扬“秋毫无犯”“仁义之师”，受到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通报表彰。毛泽东听说此事后，称赞我们的战士“不吃是很高尚的”。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田维扬率全师进抵北平，参与京城警卫任务。为了不惊扰群众，他提醒战士们：“宁啃冰渣高粮面馍，喝‘扎牙根’的凉水，也不能违反‘入城守则’。”战士们披着薄棉被或穿着薄大衣，挤在老乡的门道里、屋檐下，坚持“三请三不进”“三送三不收”。该师第３６４团４连战士守卫百姓财物毫不动摇，“谁也休想动用人民的东西”；第３６５团“肖永华连”主动联系群众、为群众做好事。为此，北平群众称赞警卫部队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作为师长，田维扬为有这样的战士而骄傲，号召全师宣传、推广。
“为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贵州而努力工作”
１９５７年６月，田维扬来到贵州省，担任军区司令员，他立志要“为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贵州而努力工作”。当时的贵州还没有一条铁路，汽车也偶尔才能看到。田维扬说：贵州是个穷地方，我们尤其要和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兢兢业业奋战了８年、２０００多个日日夜夜，离开时黔桂、川黔铁路已经通车，滇黔铁路已动工修建。
１９６０年，贵州发生严重干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人民群众生活十分艰难。田维扬充分发挥贵州省军区的作用，为帮助群众抗灾度荒付出了大量心血，也在贵州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久久的思念”。当时，罗甸、望谟两县灾情最严重，省军区组织５００多名干部，深入到这两个县的４个公社，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把自己的粮票买成粮食，送到公共食堂和群众分享，断粮时，带领群众一起上山采集青杠子、蕨菜等野果野菜。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曾多次讲：在战胜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中，“省军区的贡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