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余保（１８９９—１９８０），湖南省茶陵县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茶安酃特区书记、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兼党校校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中南局监察组长、中南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职。１９８０年病逝，享年８１岁。
１９３４年８月，红六军团主力离开湘赣边界后，中央决定由陈洪时、谭余保、彭辉明等组成新的湘赣省委，继续领导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他们组织队伍转入武功山区。当时“围剿”湘赣边区的敌人有３个正规师，加上周边各县反动团队共６万人，兵力１０倍于红军和游击队。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清剿”等手段，进行灭绝人性的残酷“扫荡”。红军和游击队的钱粮、医药、弹药、被服及伤病员安置极其困难。几个月时间，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等大批指战员牺牲，省委书记陈洪时、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荣、红四团团长李宗保、政委旷珠权等相继叛变，谭余保自己两次遇险，幸得红军战士刘永珍的母亲周金嫂搭救和谭汤池、易湘苏的及时帮助才脱离险境，整个革命根据地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湘赣边界革命红旗将要倒下的危急关头，谭余保于１９３５年７月果断通知四散的同志，到茶陵、攸县、莲花三县交界的棋盘山集中，召开有４０多人参加的会议。他在会上分析敌强我弱的形势，宣布陈洪时、刘发荣等人的罪行，指明革命的前途。在与上级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会议根据他的倡议，撤销原有机构，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和游击支队司令部。他被推举为临时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游击支队政委，主持制定“保存力量，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和采用“敌人来得多，我在茅里坐；敌人来得少，我来跟你搞”的游击战术，同时决定成立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起草《告群众书》。这次会议上，谭余保扛起了湘赣边游击斗争的大旗，结束了湘赣边界近一年的混乱局面，是湘赣边界革命从失败走向艰难发展的起点。
棋盘山会议后，散落在湘赣边界各地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３个大队，继承和发扬工农红军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谭余保随茶攸莲中心县委进入攸县东部漕泊山区，开展工作。他们打垮敌人的催粮队，设立３个秘密联络点，处决５个叛徒，建立了“白皮红心”两面政权，变没收地主土地为允许地主收租收息，组织群众移民并村，还里应外合捣毁敌人的碉堡。谭余保将漕泊的经验及时推广到其它地方，先后恢复和发展了莲安萍（莲花、安源、萍乡）中心县委、萍宜安（萍乡、宜春、安源）中心县委及九陇山、铁镜山、七古山等地党的组织，游击队也由３个大队发展到４个大队和１个教导队。１９３６年３月，他派人将茶陵八团龙头铁厂的大豪绅周纪勋抓到山上，申明大义，晓之以理，促使周纪勋为游击队筹办枪支、弹药、电筒、被服等价值万元的物资，改善了队伍的装备和生活条件。两年多时间，游击队先后在安福县严田、洲湖，吉安县官田、油田，永新县达屋，茶陵县高陇、腰陂等地，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巩固了湘赣边游击根据地。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日，国共两党为合作抗日达成协议，将南方多个省１３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谭余保于当年１１月下旬将分散在各地的湘赣游击队集中到莲花县陇上整训。１９３８年１月，游击队４００多名战斗人员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一营，开赴华东抗日前线。谭余保被任命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率８０余名地方工作人员留在湘赣边区，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１９３８年９月，谭余保、易湘苏一行数人奉命奔赴延安，开始了新的征程。